顾名思义，战斗的士。这个称谓倒也古老，《尉缭子》曰“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

在先秦时代，参与战争被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荣耀，居住在城池，能够武装自己的士人，被看做“国之干城”。秦朝二十级军功爵，第一个，便是“公士”，否则，只配称为黔首。

这种军事荣誉感，从先秦到隋唐，一直都奔流在华夏民族的血液当中。

但到唐中期，随着府兵制解体，军阀混战以及武力系统的彻底崩坏，军队成为了兵痞的代名词。人民一方面害怕、恐惧这些莽夫，另一方面，也就自然瞧不起这些道德败坏的合法土匪。

于是乎，等到宋代以后，当人们单独提到士人这个群体时

脑海中浮现的，便是文章词句，是科举经义，是吟诗作赋的文人士大夫。

而再没有“赳赳武夫，国之干城”的半点身影。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红色军队的建立为止。

故而，李业给予他们的，不只是物质条件的优渥，更有前所未有的荣誉感。

这种荣誉感，不是几句空话能带来的。

藩镇军人们，为什么如此唯利是图？

因为在那样崩坏的社会秩序下，他们除了能朝生梦死，立马换成美酒、妓女，用来享乐的钱财以外，什么都不相信。

藩镇军中，前脚有人阵亡，后脚自家家产、妻女便被人霸占、瓜分，吃绝户的事情，简直不要太寻常。

别的不说，李业家当年，不就是因为这个事，才和长安里面的太监翻脸，杀人出京吗？

这样人与人信任关系完全崩塌的情况下，作为刀尖舔血的军人，除了眼前即时能得的享乐，又能相信什么？

荣誉感？你要是死在阵上，其他人只会觉得你傻逼，然后把你的财货女人瓜分一空。

而李业却站了出来，给了他们另一种可能

建功立业，创立属于自己家族，争得上至君王、下至乡民的尊重。靠着功劳爬上去，接受教育，然后领兵为将佐，回朝为官吏。就算不能如此幸运，若是年迈退伍，也有一份受朝廷保护的可观家业。若是不幸身死，亦能受四时供奉，父母妻儿，生养死葬。

只要能后顾无忧，人自然就会有更高的追求，就会有荣誉感。加上严肃的军纪和作风，老百姓看到从军入伍，如此风光，自然也会尊敬，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同样的，李业所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也就成了这些战士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们当然就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人破坏，就会自发的为了保护，以及在制度中获益而奋力搏杀。

听完符存审的解释，一直捋须思量不止的崔安潜突然笑道

“我算是听出来了，子烨所为，争城池，争地盘倒是其次的，关键在于重立制度，这倒是雄心壮志了。”

“看来子烨不只是想中兴社稷，还想做秦皇汉武，我太宗文皇帝那般，再造乾坤之君了。”

事到如今，崔安潜倒也是懒得忌讳了

此前长安君臣的种种作为，也的确是寒了这位老臣的心。

这一个多月的行程，崔安潜也是想明白了，长安朝廷已然烂透，无可救药，与其寄希望于朝廷振作，还不如真出个光武昭烈，推倒重来。

反正这对崔氏而言，也未必不是好事。当今天下诸侯，李业既有皇室身份，作为也最有气象，自己何妨带着崔氏，谋一个开国妻族，名垂千古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