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朱宝山就显得格外低调。

他婉拒了谷山宾馆的房间，选择住在县委家属院的职工宿舍，就连临时办公室也要求安排在办公楼最不起眼的角落就行。

朱宝山已经做好了打算，啥事都不管，啥事也不碰，当一个甩手掌柜，所有人能把自己忘记最好。

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却异常残酷。

朱宝山在自己临时的办公室坐下还没有十分钟，房门就敲响了。

进来的是政法委书记陈亮。

虽然只是他一个人进来，朱宝山却从打开的房门看到，外面竟然一排人。

他们没有喧哗，沉默地排着队，但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愤愤不平。

朱宝山立刻就感觉头大起来。

随后的时间，他面对的是谷山县干部的一连串的问题，或激动，或克制，或悲愤。

“朱市长，市里凭什么这么干？”

“李书记为谷山做了多少事，眼睛都看得见！这肯定是诬告！”

“你们是不是见不得我们谷山好？”

朱宝山有些手足无措，疲于应付，额头冒汗，反复解释这只是“配合调查”、“组织程序”。

但他的话苍白无力，很快被更多的质疑所淹没。

他感觉自己不像是个来主持工作的，倒像是个被推上被告席的犯人。

朱宝山这里度日如年，调查组的工作也是举步维艰。

他们首要之举便是搜查李仕山的办公室与住所，然而第一步就遭遇了软钉子。

指令下达，无人响应，工作人员或借故推脱，或直接沉默以对。

调查组反映给朱宝山，可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求到了沈峰那里。

最终沈峰冷着脸出面，才有人极不情愿地取来钥匙。

而真正的尴尬还在后面。

当调查组开始搜查时，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好几位谷山县的干部，目光灼灼，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