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点点头，又问陈砚：“陈老师，您放弃省城机会，扎根乡村教育，后悔过吗？”

陈砚直起身，拍掉裤腿上的土，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那里有我们修了一半的路，弯弯曲曲，却执拗地向前延伸。

“不后悔。”他说，“土地记得所有俯身的人。它不说话，可它把人种进自己身体里，长成树，开出花，结出果——果熟了，自然会落回土上。”

那年腊月廿三，小年。

我们修的路，通了。

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开上田埂，排气管喷着白烟，震得路边野菊簌簌抖落花瓣。全村人跟着跑，老人拄拐，孩子骑在大人肩膀上，笑声撞在山壁上，嗡嗡回响。陈砚站在路中央，没笑，只是抬起手，抹了把脸，指缝里全是泥。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他。他忽然转过头，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稳稳落在我脸上。然后，他慢慢抬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朝我敬了个礼。

不是军人的礼，是教师的礼——掌心朝外，指尖抵着眉骨，庄重，安静，像把整个青石坳的晨光，都捧到了我眼前。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情，不必说出口。它早已长进血脉，成了呼吸，成了心跳，成了每一次俯身时，土地托住我的那股力。

可土地记得所有俯身的人，也记得所有离开的人。

1995年春，我二十三岁。

乡里突然通知，因“教育资源整合”，中心幼儿园要撤并，所有教师需参加县里统一招考，择优留任。我考了，笔试第一，面试却卡在“普通话二级甲等”——我乡音太重，卷舌音发不准，评委皱着眉，在“语言表达”栏打了低分。

我落选了。

那天傍晚，我独自走到新修的田埂路上，一直走到尽头。路在这里断了，前面是陡坡，再往上，就是陈砚家的老屋。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伸进坡上的桃林里。

陈砚找到我时，我正坐在一块青石上，手里捏着一朵刚摘的野蔷薇，花瓣已蔫，边缘卷曲发褐。

他没说话，挨着我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粒饱满的葵花籽。

“我娘留的。”他说，“她说，葵花跟着太阳转，人也得跟着光走。”

我摇头：“我没光了。”

他转过头，第一次，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晚晚，你忘了？咱俩的光，从来不在天上。”

他指着脚下：“在这儿。”

我低头。脚下是新夯的土，混着碎石和草茎，踩上去微弹，带着阳光烘烤后的暖意。

“你教孩子认野菜，教他们知道根在哪。”他声音很轻，却字字凿进我心里，“那你自己的根，为什么不敢让它伸展？”

他顿了顿，从布包里拈起一粒葵花籽，放进我手心，合拢我的手指：“种下去。明年这时候，我陪你一起收。”

我没种。

三天后，我收拾行李，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

走的那天，陈砚没来送。只有我母亲，站在村口槐树下，手里攥着个蓝布包，里面是五十个煮鸡蛋，还有两张皱巴巴的汇款单——那是我三年来，每月寄回家的钱，她一分没动，全换成现金，塞进我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