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首先可能是乡村教师、基层公务员、国企职工一类的摸鱼选手。

因为这一时期大量作家出自此身份，要写作，首先得空出脑子，要空出脑子，首先不能在地里、厂里干重活。

也就是说，你首先得不事生产靠公家养着，然后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一边干重体力活，一边思考宇宙和星空，那是奇迹。

余切可能是大院子弟、高干家庭，遇见过小混混，大混混，见识过江湖——考虑到余切所在的万县是个小地方，那他是小院子弟、低干家庭。

也可能，余切身体有重大疾病，因此，他产生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创作文学和感悟人生。

譬如“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的铁生。

余切也可能是马识途的小号，两人文风太像，还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马识途本人就在台上，马老虽是个老顽童，但不至于抽象到这个地步。

最疯狂的设想是，作者余切确实混过江湖，侥幸没挨枪子儿，而今他金盆洗手了，写了一篇回忆文。

然而，现实往往比设想更加疯狂。

当二十岁的余切从左边儿的阶梯上来时，黄兴邦主编看到了一张充满胶原蛋白的脸，他轮廓分明，皮肤没有经受任何烟酒的摧残，发际线也健康无比。

他是那种可以凭借肖像照登上《当代》杂志封面的电影明星，而不是凭文字赚钱的苦哈哈。

黄兴邦情不自禁追问：“你是余切同志吗？还是他的大侄子。”

“我就是余切。”

黄兴邦没有想过余切会是一个年轻到爆表的人。他失态的问：“《天若有情》是你写的？”

“我写的。”

“写的什么？”

“小混混华，港地女富豪，婚纱……”

“行了，”黄兴邦让余切赶紧打住，“你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