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问他：「余切讲了什么，我不好去现场听，你原文转述给我听听。」

结果，弟子口里只说道，「噫！好了！我明白了！」

说著，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弗里德曼的老婆罗丝吓了一跳，说：「他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听个演讲，回来就疯了。」

于是，弗里德曼又让同事科斯前去听讲。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属于准诺奖级别选手，他的理论可以总结为「如果完全竞争，那么就不存在额外交易成本」。

科斯去余切演讲的现场回来后，也是满脸茫然。

「你为什么也这个样子？」弗里德曼问。

「我觉得中国余的观点，和我殊途同归。他认为不存在那种理想社会，所以我们的理论不适用，而在我们的框架内，我们的理论本来是适用的。」

「什么意思？」弗里德曼一时也蒙了。

「就是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区别。我们的理论应该是对的，但是在经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对论框架内，这是有条件的正确」。

「那不就全是错的吗！那不就是驳斥了我们所有人吗？」弗里德曼很生气，这和直接打脸有什么区别？

余切的演讲在国内学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此次来参会的不少人是国内的研究员，他们把这视为余切在今年一月份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进一步研究。

这些人不是余切带来的，而是科尔奈带来的。

中国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尔奈手底下访问学习，如研究员顾秀琳（顾准之女）、钱莹一（水木大学）、王江（世行顾问）————这就是为什么科尔奈在中国是无冕之王。

西方市场最起码的构成因素：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等同于没有，就连独立的中央银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余切和科尔奈合著的《计划体制》却在讲国营资本、计划生产的事情，自然让人感到更亲切。

顾秀琳的英文很好，当即听明白了！

「半年前，余老师写下《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他说清楚了过去！现在他开始写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激动的顾秀琳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科尔奈先生的学生，七十年代，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危机」，这原本是一个指向红色阵营的国营经济的名词————然而，他很快发现在日本、韩国这些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竟然也大量充斥著软预算约束现象，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计划体制绝不仅仅限于红色国家内！」

「他因此预言，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会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但他不敢如此大胆预言！因为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他的话写出来，他便成为了国际笑柄。」

「可有人比他坚决得多，预言还要早得多，这个人就是余先生，那个正在书写《新资本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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