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息林默涵只告诉过两个人：江一苇和苏曼卿。连陈明月都不知道。

保密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因为保护。知道的越少，在酷刑面前就越无可奉告。

林默涵拿起一张刚印好的宣传单，对着光看了看。油墨的颜色刚刚好——隐藏的文字会在接触到显影液时显现，变成一组组坐标数字。

"老周，"他说，"这批单子明天一早送到我店里。"

"放心，陈老板。"

走出印刷厂的时候，夕阳正好落在淡水河对岸的观音山上。河水被染成了金色，几艘货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像剪影一样贴在天地之间。

林默涵站在路边，等一辆三轮车。

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街道的尽头。从后面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商人，微微发福，步伐从容，和任何一个在台北讨生活的外省人没什么两样。

但如果你走近一些，仔细观察他的侧脸，就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坚毅。那种坚毅不是天生的，是被无数次生死抉择锻造出来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条岔路，而他总是选择那条最难走的。

三轮车来了。林默涵跨上去，报了一个地址。

车子穿过台北的街道，经过明星咖啡馆的时候，他透过车窗看见苏曼卿站在门口，正在擦拭玻璃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在灰蒙蒙的街景中像一团火。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

苏曼卿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擦她的玻璃。

林默涵收回目光，靠在三轮车的座椅背上。风吹过他的耳畔，带来远处寺庙的钟声。

1955年的台北，春天还没有到来。但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已经听到了解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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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魏正宏又一次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些裂缝在月光下像一张蛛网，而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困在网中央的那只虫。

安眠药没有起作用。他已经吃了四粒，远超安全剂量，但大脑依然清醒得像一台刚刚上油的机器。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动了他额前的头发。

楼下是一条安静的巷弄，路灯昏黄，偶尔有一只野猫蹿过。对面公寓的某扇窗户里还亮着灯——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她的剪影像一幅古老的版画。

魏正宏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她住在台南的娘家，他们已经分居三年了。不是因为吵架，而是因为他的工作——一个军情局的处长，随时可能被人报复，他不想连累家人。

他摸了摸枕头下的手枪，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稍微安心了一些。

然后他回到床上，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梦见了哥哥。

哥哥死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尸体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魏正宏赶到的时候，只认出了哥哥脚上穿的那双布鞋——那是母亲亲手做的，鞋底纳着"平安"两个字。

梦里，哥哥站在花莲港的码头上，浑身湿透，朝他挥手。

"正宏，"哥哥说，"水太深了，别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