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1月，美国加州，圣迭戈郊外。

夜幕下的“普洛米修斯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只有围墙上方的探照灯划破黑暗。

这座建于52年的实验室，在官方文件中被列为“民用传染病研究设施”。

但周围三层铁丝网，24小时巡逻的武装警卫，以及禁止本地居民靠近的警示牌，暗示着它的不同寻常。

凌晨两点，研究中心地下三层。

微生物学家艾伦·米切尔博士，站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观察窗前，脸色苍白。

透过厚重的玻璃，他看见同事正在操作一台最新购入的仪器。

实验台上，一具非洲绿猴的尸体已被解剖，大脑被取出放置在特制容器中。

当然，这不是重点。

米切尔参与过比这个更激进的研究。

区区解剖取脑，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并不算什么。

真正让他手脚冰冷的，是隔壁冷藏库里的记录清单：

编号67-014：男性，25-30岁，非裔，来源：巴尔的摩“自愿参与者计划”。

编号67-022：女性，20-25岁，拉丁裔，来源：德克萨斯边境收容站医疗合作项目。

编号67-039：儿童，6-8岁，种族不明，来源：“意外死亡捐赠”，但无证明文件。

米切尔记得编号67-014。

三个月前，那个叫詹姆斯·威尔逊的年轻人走进巴尔的摩研究中心时，还以为自己参加的是一项“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测试”。

可以获得50美元报酬和免费医疗检查。

知情同意书第八条小字写着：可能涉及实验性生物制剂注射。

没人告诉他，所谓安全测试，实则是埃博拉病毒减毒株的人体适应性实验。

“博士，样本准备好了。”

助手的声音从内部通讯器传来。

米切尔没有回应。

他的目光落在实验室角落一堆，尚未处理的“医疗废物”包装袋上。

三天前，编号67-014在隔离病房抽搐死亡后，项目主管理查德·卡森轻描淡写地说：“记录为急性脑膜炎，通知家属领取骨灰，记得用普通骨灰混充，别留证据。”

米切尔的良心在颤抖。

米切尔想起自己读医学院时的誓言。

想起家中八岁的女儿。

想起上个月在街头拿到的那些荒诞，却又莫名令人不安的小册子。

《塔斯基吉从未结束：政府如何在少数族裔身上测试病毒》

《生物实验室里的哭声：那些“失踪”的流浪者去了哪里》

《蜥蜴人的食谱：为什么某些血型更受欢迎》

当时，对于这些阴谋论小册子，他是嗤之以鼻的。

认为，只有那些只会读经，认为地球是平的乡巴佬才会相信。

但现在，看着冷藏库里那些标注模糊的“样本”，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

如果，我是说如果，那些阴谋论里，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呢？

……

同一时间，洛杉矶东区，一处廉价公寓。

前海军陆战队员卡尔·詹金斯，用粗糙的手指翻看着《五角大楼地下的外星人基地》。

书页上，手绘的插图显示国会议员，在秘密仪式上脱下伪装的外皮，露出绿色鳞片。

荒唐，这太荒唐了。

但卡尔想起自己在亚洲的经历。

那些突然出现的奇怪皮疹，军医匆匆注射的“新型疟疾预防针”，以及回国后同排战友接连患上的罕见癌症。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答复永远是：无直接证据表明与服役相关。

上周，他在退伍军人聚会上，遇到一个自称“知情者”的人。

那人神神秘秘地说：“老兄，你以为他们只在战场上拿我们做实验？”

“国内的实验更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