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深秋的柏林，空气中弥漫着统一后的迷茫与尘埃落定的疲惫。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部大楼，那栋灰扑扑的混凝土建筑，如今大门紧锁，窗户破碎，像一具被掏空内脏的巨兽尸体。

门前广场上，偶尔有好奇的游客拍照留念，或是年轻人在涂鸦墙上喷绘讽刺漫画。

但在地下停车场第三层，一扇伪装成配电室的门后，灯光亮到凌晨。

“这是最后一批了。”

前斯塔西对外情报局局长埃里希·克劳斯推了推眼镜，将三箱微缩胶片放在会议桌上。

他今年五十八岁，头发灰白，穿着熨烫平整但已显陈旧的西装，那是他三年前在东柏林最好的裁缝店定做的。

桌对面，李征宇打开箱子，随手抽出一卷胶片，对着灯光查看。

胶片上密密麻麻的人名，日期，事件编码，像昆虫的复眼结构般排列。

“不只是胶片，埃里希。”李征宇放下胶片，“我们要的是活的东西。”

“你的人，你的网络，你的方法论。”

克劳斯沉默。

窗外隐约传来西柏林方向庆祝统一周年的音乐声，与地下室压抑的寂静形成讽刺对比。

三个月前，当李征宇第一次通过中间人联系他时，克劳斯以为自己会被送上审判席。

统一后，超过九万名斯塔西官员和线人被解职，审查，列入黑名单。

他自己虽然因为“配合档案交接”免于起诉，但养老金被大幅削减，儿子申请西德大学被拒，妻子在西柏林商场做清洁工，一个前情报局长夫人，每天跪着擦地板。

“你们能给我什么？”克劳斯终于问。

李征宇笑眯眯的说道：“尊严，在我们这里，专业能力被尊重，不问出身。”

“事业，你的经验对我们有价值，你可以继续做你擅长的事，甚至做得更大，欧洲只是起点。”

“还有未来，你的儿子可以去西贡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

“你的妻子不必再擦地板。”

“你自己，可以重新指挥一个覆盖三十个国家的网络。”

“预算是多少？”

李征宇写下一个数字。

克劳斯盯着那串零，呼吸停滞了十秒。

那是斯塔西全盛时期，全年预算的1.5倍。

“你们想要什么回报？”

李征宇展开地图，“战术层面：我们需要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实时情报，特别是关于对九黎政策的内部讨论。”

“行动层面：在某些关键时刻，需要你们影响决策，通过信息，舆论，人际关系。”

“战略层面：我们要你重建一套比斯塔西更高效，更隐蔽，更适应新时代的情报体系，并为我们培养下一代情报人员。”

“这是叛国。”克劳斯低声说。

“国？”李征宇笑了，“哪个国？”

“东德已经不存在了。”

“统一德国把你当罪犯和垃圾。”

“你的同事，海因茨·贝格曼，记得吗？”

“斯塔西最好的反间谍专家，现在在汉堡开出租车，因为历史污点找不到正经工作。”

“你的下属，英格·舒尔茨，档案分析天才，在西柏林超市理货。”

“你们的国家抛弃了你们，而我们认为，你们的技能是人类情报工作的宝贵财富，不应该被浪费。”

克劳斯闭上眼睛。

他想起上周见到贝格曼的情景：那个曾经能一眼识破双重间谍的传奇人物，如今手指因长期握方向盘而变形，抱怨着腰疼和客人的无理。

“我需要一份名单。”李征宇推过一张纸，“所有你认为还有价值的前斯塔西人员，按能力分级。”

“A级：战略分析师，网络构建专家，策反大师。”

“B级：技术侦查，监视，伪装专家。”

“C级：基层线人管理，情报传递，后勤支持。”

“然后呢？”

“我们会接触他们，提供工作合同。A级：五年期，年薪八万至十五万美元，家属安排合适的工作，孩子免费入学，给房子，给安家费，有丰厚的退休金。”

“B级：三年期，年薪四万至八万。”

“C级：按任务付费，但收入远超他们现在能挣的任何工作。”

“如果被德国政府发现……”

李征宇打开笔记本，“我们有最先进的通讯技术，有丰厚的资金，如果暴露，我们有完整的撤离通道，随时可以让你和你的家人消失，然后以新身份在东南亚开始新生活。”

“哪怕你们被捕了，我们也可以派出军舰，要求他们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