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生活方式=地球葬礼。”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环境杀手，滚出去。”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

“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

“波恩的外交官有两个舌头，一个对欧洲说环保，一个对美国说遵命。”

“北约演习的碳排放谁来买单？巴伐利亚的天空不是靶场。”

抗议者封锁了通往峰会会场的四条主干道中的三条。

一万两千名防暴警察全副武装。

对峙最激烈的场景，发生在美国驻慕尼黑总领馆门前。

当地报纸称之为“美国之家”的那栋现代主义建筑。

六十名防暴警察排成盾墙，催泪弹发射器上膛，守着一片不到五十平方米的花坛。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那片花坛，”当天参加抗议的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只知道上级说不能让示威者靠近美国国旗。”

花坛完好无损。

但全球媒体的镜头记住了这一幕：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心脏，需要上万名警察才能保护自己不被花盆砸中。

南德意志报次日社论标题：《胜利者被围攻》

文中写道：“冷战结束不到三年，美国赢得了对抗莫斯科的胜利，却在慕尼黑街头输给了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恨美国，他们只是深爱地球。”

“他们要求美国对地球好一点，这本来不是过分的要求。”

克劳斯在慕尼黑郊区一间安全屋里读完这篇社论，拨通了西贡的加密线路。

“你看到了。”他说。

“看到了。”李征宇的声音带着笑意，“你们的议题包渗透率不错。”

“不止。”克劳斯说，“今天下午有件事没上新闻。”

“我们的人在美国之家对面安排了一个小型合唱团，唱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本来预期吸引几十个记者。”

“结果唱到第二段时，防暴警察第三排有四个年轻人跟着哼了起来。”

“他们的排长发现后把整个排撤下去换班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

“这是你安排的？”李征宇问。

“不是。”克劳斯说，“这是自发的。”

“我们只是点燃了柴堆，风往哪个方向吹，不由我们决定。”

“那由谁决定？”

克劳斯望向窗外。

暮色中，玛利亚广场的灯光次第亮起，抗议人群正在有序散去，留下一地传单和空矿泉水瓶。

几个清洁工开始清扫，一切恢复秩序，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由这些人自己决定。”克劳斯说，“他们今天走上街是因为害怕地球毁灭。”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引导了，也不需要知道。”

“重要的是，他们走出来了。”

“你感到不安？”

“不。”克劳斯停顿了很久，“我感到有用。”

“三十年前我在东柏林组织青年集会，人们上街是因为恐惧，恐惧核战争，恐惧失业，恐惧克格勃。”

“今天这些人上街也是因为恐惧，但他们恐惧的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东西。”

“气候变暖不是克格勃编造的假情报。”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

“我在做专业的工作。”克劳斯的声音恢复了平静，“至于好事坏事，留给五十年后的历史系研究生去争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