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上海，红透半边天的晚霞刚压下来，黄浦江畔的霓虹就被宵禁令掐灭了大半，只剩几盏孤灯在洋楼尖顶苟延残喘，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照灯，晚风吹过的街道冷得像冰锥子，在夜空里扫来扫去，把弄堂里收摊小贩的残影钉在青石板路上。

而此时沈公馆的雕花木门闩得死死的，门楣上的铜环蒙着灰，厚重的柚木板挡得住远处零星的枪声，却挡不住满屋子的滞闷。

绿罩台灯的光晕缩在紫檀木书桌一角，沈世昌背对着女儿站在窗前，身影被夜色啃掉半截，手里捏着的照片边缘已经起了毛边，指腹磨得发亮，指节却泛着青白。

“明玥，”他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疲惫的颤音，打破了死寂，“你弟弟……被盯上了。”

沈明玥的心猛地一沉，指尖下意识攥紧了旗袍下摆的盘扣，针脚硌得掌心发疼。穿越到这风雨飘摇的1949年才刚满一个月，她还在学着适应旗袍的束缚，学着对账房先生的算盘声充耳不闻，学着在金圆券一日三涨的恐慌里扮演镇定的沈家大小姐。

沈家是沪上老牌资本家，表面上洋房连片、商铺林立，实则早被时局架在火上烤——汤恩伯的部队守着城，特务像苍蝇似的盯着有钱人家，稍有不慎就是灭门之祸。

清楚历史走向的她知道风暴迟早会来，却没料到会这么快，而且是冲着最单纯的弟弟来。

“父亲，明轩他怎么了？”她上前半步，声音压得很低，还是忍不住发颤。

原主与弟弟沈明轩自幼亲近，那份牵挂刻在骨血里，哪怕换了灵魂，听到他出事，心脏还是像被一只冷手攥紧了。

沈世昌缓缓转过身，灯光照亮他布满血丝的眼，一夜之间冒出的白发沾在鬓角，沟壑纵横的皱纹像是被刀又刻深了几分。

他将照片递过来，指尖凉得像冰：“周世昌那个狗贼，”这个名字从他牙缝里挤出来，带着咬牙切齿的恨，“他派人在圣约翰大学外蹲了三天，拍了这些。”

照片上，十七岁的沈明轩站在游行队伍边缘，举着“反内战”的标语牌，校服领口敞开着，眉眼间满是少年人的莽撞与激昂。

另一张里，他正和几位同学围在墙根说话，背景墙上贴满了进步传单，墨迹还带着湿痕。

“他咬着明轩‘通共’，说这些就是铁证。”沈世昌的拳头在身侧攥得死紧，指节发白，“现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他的话语权极重，真要抓明轩跟捏个蚂蚁似的。”

“通共？”沈明玥捏着照片的手指猛地收紧，纸角硌得指腹生疼。

她太清楚这两个字在1949年的上海意味着什么——不是审讯，是直接拖走，是家产充公，是满门抄斩。

而周世昌，她早有耳闻，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实权处长，贪婪得像头饿狼，盯着沈家的产业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不过是借题发挥，想一口吞掉整个沈家。

“他要什么？”沈明玥深吸一口气，逼回眼底的慌，声音冷得像江里的水。

沈世昌眼中闪过一丝屈辱的红，别过脸去：“香港银行的存款，外滩三处洋楼，还有南京路两条商铺的产权。”

他走到书桌后，按动雕花暗格，取出一枚刻着汇丰银行徽记的黄铜钥匙，还有个厚厚的牛皮信封，

“这里面是三家银行的明细，一共六千四百万英镑，存香港汇丰的保险柜里，还有浅水湾一栋别墅的地契——这是沈家三代人的根基，比金条珠宝金贵百倍。

周世昌只知道我们有香港存款，不知道具体数额，更不知道这栋别墅。”

六千四百万英镑！沈明玥的瞳孔骤然收缩，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肋骨。

她来自未来，比谁都清楚这个数字在1949年的分量——此时金圆券早已形同废纸，一石米价飙到三亿元以上，而英镑是国际货币，是能在全球通行的硬通货，这笔钱足够他们在任何地方安稳立足，甚至东山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