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午后。

谨身殿。

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青砖地上铺开一片暖色。

但殿内的气氛，比窗外的春意沉重得多。

朱由校坐在御案后，双手捂着脸。

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指节微微发白。

他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只有胸膛随着呼吸缓缓起伏。

御案上堆着奏本。

最上面那一封，封面写着“陕西巡抚乔应甲谨奏”，字迹端正，是标准的馆阁体。

孙承宗坐在下方左侧的椅子上，也没有说话，目光落在皇帝身上，眉头微微皱着。

角落里，舍人卢象升低着头，笔尖在纸上缓缓移动。

他在抄录前几日廷议的记录，动作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

良久，朱由校放下双手。

他的脸露出来，年轻的脸上依然充满锐气，但眼下泛着青黑，嘴唇有些干裂。

“先生，”他开口，声音沙哑，“陕西的奏报，你也看过了。”

孙承宗点头：“看过了。”

“去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旱。”朱由校说。

“延安、榆林、西安渭南一带，冬小麦已经枯了。玉米、豆子下不了种。

徐光启说这几个府县，自冬季到现在只下了一次雨。

只有柿子还能长。红薯都不一定。”

他顿了顿：

“红薯都不一定。”

孙承宗沉默片刻，说：

“乔巡抚已经请免今年税赋。文启也在西安，联名上奏证实，臣以为当准。”

朱由校点头。

文震孟——上一任谨身殿舍人，天启五年外放西安知府。

是朱由校特意派过去的，还亲自送了一方端砚。

如今他在西安，亲眼看着那些枯死的麦苗，亲眼看着那些无法下种的田地。

“以现在的国力，”朱由校说，“赈济倒是没问题。海贸四年，户部每年都囤积粮食。”

他垂下眼：

“可是……”

他没有说下去。

只有他自己知道。

陕西的大旱，只是开始。

未来还有十几年。

十几年。

干旱、蝗灾、瘟疫……一场接一场。

史书上：“人相食”“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蝗起”

“饥民流徙塞道”等寥寥数语的记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真实上演。

他闭上眼。

孙承宗看着皇帝。

他知道皇帝在想什么。

这几年，陛下时常夜不能寐，念叨着旱灾、饥荒、律法。如今，灾来了。

殿门口响起脚步声。

南居益走进来，手中捧着一封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