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的空气好像变重了。

我坐在副驾驶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些名字、那些面孔、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他们和我差不多大，比我还小。

他们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些人回去了，有些人留下了，有些人，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你爷爷……他后来有没有恨过？”我问，声音很小，“恨自己没能回去？”

女老板想了一下。

“他说过一句话，”她说，“他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去了，不后悔。”

我闭上眼睛。

匹夫有责。

这四个字太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可它压在一个十九岁的少年身上，压了一辈子。

他去的时候没有犹豫，留的时候没有怨恨，只是在这异国他乡生活了一辈子，再也能回去过。

“我从小听他讲这些，就觉得中国人走到今天这步很不容易。那么多人都没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不互相帮助？”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看路。

“我们是同伴。”

同伴。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不一样。

这两个字砸在我心里，砸得我胸口发闷。

园区里那些人，那些骗中国人来害中国人的人，那些把同胞当猪仔卖来卖去的人，他们听到这句话，会脸红吗？会心虚吗？会睡不着觉吗？

正在导航的手机响了。

她瞥了一眼屏幕，递给我。

“是你妈妈的号码？”

我点点头，赶紧接起来。

“喂，妈。”

“程程！妈刚买了票，最早也要明天的，你别急，你现在安全吗？”妈妈的声音又急又慌，带着哭腔。

“妈，我没事，我在车上了，饺子馆的老板正送我去大使馆。你别担心，我到了那边就安全了。”

“真、真的，不会有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