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吴行能派到前线的总兵力，满打满算也就六七万人。可冯玉祥拉出的大军足有十五万，黑压压一大片，光是人数就比奉军多了一倍还不止。

他从直隶带过来的三个独立师，真正能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半兵力；剩下的一半，都得分散到大西北各地驻防——地盘太大，土匪、马帮、残余民团四处都是，稍有不慎就会反扑，根本不敢轻易调动。

但冯玉祥那边呢？十五万人听起来声势浩大，实际上是“光杆司令带着没实力的队伍”——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补给线，弹药靠抢夺，粮草靠征集，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

吴行则不同：直隶的奉军能从侧面狠狠插上一刀，直捣包头——那可是西北军的老巢！

东边的形势更为有利：黑龙江的马占山骑兵师、梁忠甲步兵师已经严阵以待，准备杀进呼伦贝尔，将西北军拦腰截断，然后围起来逐步消灭！

所以对于这一仗，吴行心里有底，觉得胜算很大。

反观冯玉祥，虽然阵势摆得很大，锣鼓敲得震天响，但他手下大多是“谁给好处就跟谁走”的人——像韩复渠、石友三、孙良诚这几个，早年跟着冯玉祥喊口号，后来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倒戈，骨头软得很，立场比墙头草还容易动摇。

指望这些人帮他夺回西北？根本不可能。

军事会议结束后，吴行转身就发出电报——给宁夏、甘肃两省下令：即刻出兵！

又分别给直隶、黑龙江拍发急电：等待信号，随时准备开拔！

他的想法很明确：通过这一战奠定大局，把冯玉祥的西北军彻底连根拔除。接下来稳定蒙疆局势、收复失地、修桥铺路、开仓放粮，稳稳当当地坐上北方第一把交椅。

命令一下达，吴行当天就带着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一众参谋、五部电台，外加一个卫队营，从西安启程，直奔天津。

他如今统领着十几万人马，早已无需亲自在前线风吹日晒、盯着沙盘指挥作战了。把控全局调度，精确掐算时间、掌握关键节点，才是他现在的工作重点。

再说了，“君子不立于危险的围墙之下”，这句话在当下同样适用。

而且直隶奉军要从天津北上包抄，一旦那里兵力空虚，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吴行必须亲自坐镇，全面统筹调配，才能将西北军围困至死，彻底消灭。

更何况，冯玉祥在绥远高调登台宣誓，闹得全国皆知，南边的北伐军本就伺机而动，要是趁机对直隶下手，那直隶这块大本营可就危险了。

这里有他亲自创办的炮兵学校、西苑航空学校，还有津门大港这个重要的“钱袋子”，绝不容有丝毫闪失！

六月十三日，局势突变。

北伐军进攻武汉，却遭遇惨败。

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折损了四千多人，只能灰溜溜地撤离战场。

桂系第七军在中原地区，被张学良的第三军团迎头痛击，实在抵挡不住，只能往后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