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年久失修？”朱厚照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分，“朕听说的是，延绥镇的边墙塌了十几处，蒙古骑兵去年从那里入寇三次。”

“宁夏镇的边墙，有的地方已经看不出是墙了，就是一堆土。宣府镇的边墙，倒是没塌——因为根本就没修过，这就是你说的‘大体上还能用’？”

他站起身来，走到杨一清面前，低头看着他。

“武备不齐？朕听说的是，有的卫所连弓箭都凑不齐，士兵拿着木棍在守边。铠甲是几十年前的老东西，一碰就碎。火器是永乐年间造的，比士兵的爷爷年纪还大。这就是你说的‘尽力维持’？”

杨一清已经坐不住了，他从椅子上滑下来，双膝跪地，额头触在冰冷的金砖上。

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羞愧。

他在陕西总制三边多年，自认为尽心尽力，可皇帝说的这些，他都知道，都清楚，都看在眼里。

他以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以为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可现在，皇帝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摆在他面前，他才发现——他做得远远不够。

“臣……臣有罪。”他的声音沙哑而颤抖，带着一种深深的愧疚。

朱厚照没有立刻让他起来，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杨一清，沉默了片刻。

东暖阁里安静极了，只有蜡烛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杨一清压抑的呼吸声。

然后他俯下身，双手扶住杨一清的肩膀。

“杨先生，朕不是要问你的罪。”

他的声音忽然柔和下来，像是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杨一清的肩膀。

“朕是要告诉你——朕知道。边关的事，朕都知道。”

杨一清抬起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跪在地上，仰望着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天子，嘴唇微微颤抖。

“朕登基之前，看过所有的边关奏报。”朱厚照扶起他，让他重新坐下。他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每一个字都透着一种沉甸甸的东西。

“延绥、宁夏、甘肃、宣府、大同、辽东——每一份，朕都看过。朕知道边关将士有多苦，朕知道边关有多难。”

杨一清坐在椅子上，肩膀微微垮着，像是在那一瞬间卸下了什么东西。

他在陕西总制三边多年，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对他说过“朕都知道”。那些奏报递上去，石沉大海；那些请求批下来，只有一个“知道了”。

他以为朝廷不知道边关的苦，以为皇帝不知道边军的难。可现在，皇帝说——朕都知道。

朱厚照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变得更加郑重。

“朕还知道，你在陕西总制三边这些年，做了很多事。”

“整顿马政，让边军有马可骑；修筑边墙，让蒙古人不能随意南侵；训练士卒，让那些原本只会种地的农民变成能打仗的士兵。”

“弘治十四年，蒙古小王子犯边，你率军抵御，斩首二百余级。弘治十七年，你又修筑了平虏、镇虏两座城堡，巩固了宁夏的防线。”

杨一清的眼眶红了，从来没有人这样细数过他的功劳。朝中的文官们说他“好大喜功”，说他“靡费国帑”，说他“边功自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