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继续说：“陛下还召见了魏国公徐俌、定国公徐光祚，以及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这四个开国国公之后的指挥使。同样是单独召见，同样是谈了很久，同样没有人知道谈了什么。”

谢迁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魏国公、定国公，那是中山王徐达的后代，是勋贵中最核心的力量。

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那是昔日曹国公、信国公、鄂国公、卫国公的后人，是开国功臣的血脉。

皇帝把这些人都叫来，一个一个地见，一个一个地谈，这是想干什么？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眉头微微蹙着，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击，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他想起弘治十八年五月，先帝驾崩的那个夜晚。

他和谢迁、李东阳三个人跪在先帝床前，先帝拉着他的手，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以社稷为重，时时规劝。”

他记得自己当时跪在地上，额头触着冰冷的砖石，心中涌动着一种沉重的使命感。

他对自己说，一定要辅佐好新帝，一定要守住先帝留下的江山，一定不能让文官百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现在，他才发现——新帝不需要他的辅佐。

新帝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班底，自己的布局。从登基的第一天起，新帝就在做他们想不到的事情，走他们看不透的棋。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叠文书上。那些纸上的字迹在烛光下微微晃动，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为力。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他低声说，声音沙哑而沉重。

谢迁脸色肃然，他是弘治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重臣。

他以为自己辅佐的新帝，会像先帝一样，倚重文官，信任内阁，按照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

可现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做的事情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

接见藩王——那是宗室，是太祖皇帝的血脉，是被朝廷圈禁了近百年的人，皇帝接见他们，和他们说什么？

宴请边将——那是武人，是粗鄙不文的武夫，是被文官压制了几十年的人，皇帝宴请他们，赏赐他们，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谢迁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种不安，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

他想起自己当初在诏书上写下的那个“可”字，想起自己当初说的“新帝刚刚登基，第一条诏书就被我们驳回，传出去对新帝的威望不利”。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皇帝好，以为自己是为了朝廷好。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错了，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李东阳平静开口，“宗亲藩王入京朝贺，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就定下来的。陛下宴请宗亲，一叙亲亲之谊，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自己的亲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刘健和谢迁脸上扫过，又继续说：“同样，边将入京朝贺，也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定下来的。陛下宴请赏赐边将，嘉奖他们为国戍边，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为朝廷卖命的将领。”

他说完之后，又沉默了下去，双手重新拢回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

但刘健和谢迁都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已经绕开了我们，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敲击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想——李东阳说得对。

接见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