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天，一个姓刘的说书先生敲了两下醒木，清了清嗓子，开口便是一句：“列位，今儿个老朽不讲三国，不讲隋唐，单讲一桩新鲜事——曲阜百姓告御状。”

底下立刻安静了，有人端着茶碗的手停在了半空，有人嗑瓜子的声音也停了。

刘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那是他从茶楼里一个管事手里拿到的抄本，上面记着几件从曲阜传出来的事。

他念了一段，停一停，喝口茶，又念一段。

讲到某一户人家被占了地、打断了腿，讲到某一家的闺女被抢走、再也没回来过，底下开始有倒吸冷气的声音了。

旁边一个穿蓝绸袍的中年人忍不住接了一句：“这、这不可能吧？那可是衍圣公府！”

刘先生放下手里的纸，看了那人一眼，声音不高不低：“衍圣公府又如何？圣人的后人，就不能干坏事了？圣人的规矩是人定的，难道圣人的后人就不是人了？”

“再说了，我这不是自己编的，是有人从承天宫的告状文里抄出来的。你要是不信，等孔家子弟被带到京城来，你自己去听他们当面对质。”

那人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又坐了回去。

瓦舍里安静了片刻，然后议论声便像烧开了的水一样翻涌起来。

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替孔家辩解，有人替那些百姓鸣不平。

说书先生没有再往下讲，只是端起茶碗慢悠悠地喝着，任由底下的争论声在他头顶上盘旋。

而在这些公开的议论之外，更深的暗流正在京城的官署和私宅里悄然涌动。

锦衣卫的暗探、东厂的番子、西厂的亲随，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耳目，但他们的差事只有一个——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讨论，让更多人卷进来。

他们不需要去操控具体的言辞，只需要确保火种不灭，确保风一直在吹。

有时候是酒桌上的几句话，有时候是递到某位御史门房的一封信，有时候是某个衙门门口贴出来的一张写满了曲阜百姓冤情的纸。

一旦被风吹到地上，经过的人多看一眼，便多一个人知道了这件事。

到了四月十二的时候，承天门外那几家平日里卖菜卖肉的小摊贩都能说出几句“曲阜那边告御状”的话来了。

一个卖豆腐的妇人站在摊位后面，一边利落地切着豆腐，一边跟旁边卖菜的汉子说：“你说这孔家到底是真是假？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孔子可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他的后人怎么能干那种事呢？”

卖菜的汉子把一把葱往秤上一搁，摇了摇头：“谁知道呢？不过空穴不来风，要是没点真事，哪来上百号人跑上千里地来告状？吃饱了撑的？”

他们的议论声混在四月的风里，飘过城门洞，飘过长街，飘进茶馆、酒肆、瓦舍、学舍，也飘进那些坐在签押房里批阅公文的官员们的耳朵里。

京城的风向，正在一点一点地偏转着。

与此同时，承天殿东暖阁里，朱厚照站在窗前，看着窗外，四月的风裹着草木的气息从窗外灌进来，带着院子里那些新抽的树叶发出的细微声响。

京城里的议论声，正在一天比一天大。

而他等的，就是那些议论声大到再也收不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