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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苏晚没有出门。

她让李铁柱上午出去转了一圈，确认文昌街那边还有人在蹲守，然后就窝在旅馆房间里哪也没去。

下午她把那份十一月十九号的《大公报》又看了一遍，把“忘忧”、“7792”、“蓝色”三个词在脑子里反复嚼，嚼得骨头渣都不剩。

右手食指搁在膝盖上，偶尔颤一下。幅度很小，不影响正常活动，但苏晚能感觉到指尖传上来的那股不听话的劲。

入夜后她换了住处。

还是没招牌的小旅馆，这回在城西，更偏更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条死胡同，从三楼往下看，除了几只野猫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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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苏晚在旅馆里等了一整个白天。

她把驳壳枪拆了擦了又装上，重复了三遍。把弹药袋里的毛瑟尖头弹倒出来数了两遍——二十四发。又把马奎的铜片拿出来看了看，“活着”两个字已经被她的手指摸得发亮。

下午的时候李铁柱出去买了两个馒头回来。

“城里今天多了好些兵，听说是日本人往南边又调了一个联队。”

苏晚接过馒头啃了两口，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傍晚。

天黑透之前，苏晚去了一趟旅馆楼下的公共茅厕，回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到了掌柜。

掌柜是个瘦瘦的中年女人，头发用一根筷子别着，手上端着一盆脏水。她和苏晚擦身而过的时候，斜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苏晚上了三楼，走到房间门口。

脚步停了。

门缝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苏晚没有立刻弯腰。

她先看了看走廊两头。左边是楼梯口，右边是一面死墙。走廊里空荡荡的，没人。

她低下头，看着那张纸条。

白色的，折成四折，被塞得很平整，只露出大约一厘米的边角。

苏晚蹲下身，右手摸上了腋下的驳壳枪。

左手把纸条捏起来。

纸条很轻。触感光滑紧实，没有毛糙的颗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