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母亲？”

这句话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声调比她预想的平。

吴维钧的手指在公文包搭扣上摩挲了一下。搭扣面上的铜光在暗处闪了一闪。

“我们无法确认。”

苏晚等着后半句。

“但渡边雄一显然认为她是。”

吴维钧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的边缘不整齐，像是从更大的文件上裁下来的。

“'毒蜂'的行动记录里，大部分指令的传达链路是——特高课下达任务目标，渡边雄一制定战术方案，自行决策执行细节。他是个独立性极强的狙击手，不喜欢被人指挥。”

吴维钧停了一下。

“但涉及'候鸟'的指令，渡边的行为模式完全变了。不论指令内容是什么——转移、接收装备、调整行动区域——只要与'候鸟'相关，他从不反驳。执行时间精确到小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候鸟'的事情上讨价还价过。”

苏晚的拇指在膝盖上的纸面边缘按了一下。

“一个一枪打穿团长后心的人，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近乎服从？”

“不是服从命令。更接近于——”

吴维钧斟酌了一下措辞。

“服从人。”

药房里安静了几秒。走廊远处有脚步声经过，拖拖沓沓的，大概是哪个伤员去厕所。

苏晚的脑子在飞速转。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

那她就是在——

苏晚把这个想法掐住了。掐了两秒才松开。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她在日军占领区的研究机构里拥有高度自由的出入权限。不是被关在牢房里，不是被铐在实验台上。她能自由行走于多个机构之间。

自由。

苏晚的后背的皮肤在衬衫底下绷了一下。

一个曾经写下“我未允”的人。一个把K-17档案拆成南北两半、亲手托付英国人将北半送走的人。一个在日志里从不提及自己女儿存在的人——为了保护女儿不被牵连。

这个人，什么时候变成了日军研究体系的一部分？

但另一种可能性蹿上来了。

白衣女人。代号“蛾”。医学心理专家。擅长药物控制和心理暗示。矿道里那个被注射了不明药物、神志不清的国军士兵。被言语触发暗示操控得像个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