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下了车，看了德肖恩一眼，面无表情。

干这行二十多年了，见过比这惨一百倍的。

他把担架从车上拖下来，儿子接过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把德肖恩抬上去。

父亲拉上拉链，儿子推上车，父亲关上门。

动作很熟练，一气呵成。

警员把烟头弹出窗外，发动了巡逻车。

殡仪馆的车跟在后面，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了这条街。

尾灯在街角一闪，拐了个弯，不见了。

街上又安静了。

只剩下那滩还没干透的血，在灰白色的地面上，像一滩暗红色的油漆。

詹姆大叔站在原地，看着那两辆车消失的方向。

他想过会是这样的。

一个黑人，在这条街上，在这座城市里，在这个国家——死了就死了。

不是没有人管，是没有人想管。

交通事故，四个字，就是德肖恩的全部。

他以为——也许这次不一样。

也许有人会听，也许有人会在乎，也许那枚党徽能让他们多看一秒。

没有。

一样的。

他低下头，看着手心里那枚沾满血的党徽。

也许跟人民党的人说会不一样。

他把党徽攥紧，攥得手心生疼。

然后转过身，走回杂货店。

他从柜台的抽屉里摸出一把车钥匙。

他要去离这里最近的另一个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