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说：“一万两千美元，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马歇尔说：“我不是不怕假药，我是没有资格怕。”

这两句话被反复播放，插播在整点新闻之间。

保守派电台的主持人试图把话题拉回“财政责任”，但打进热线的听众不买账。

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听众说：

“我不管什么财政赤字。我只想知道，如果我得了癌症，我的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我十年前得过肺炎就拒保。”

另一个来自印第安纳的听众说：

“马歇尔说的对，假药可能吃死人，但没药吃一定死。你们这些坐在华盛顿的人，从来没担心过买不起药吧？”

收音机前的听众。

有人在早餐桌前放下咖啡杯，有人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关掉了收音机。

有人听了两遍，把音量调大了一些。

更多的人在流眼泪，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们忍了太久了。

忍过被保险公司拒保的屈辱，忍过翻看病历时的恐惧，忍过在医院缴费窗口前把信用卡刷爆的那一刻。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以为自己活该承受这一切。

但今天，有人替他们说了。

这一天，艾米莉和托马斯的名字，从华盛顿传到了全美利联邦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的故事，不再是听证会上的一段证词，而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话题。

有人问：“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艾米莉？”

另一个人回答：“很多。只是以前，没有人听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