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上海，风是热的，热得不讲道理。

黄浦江上飘着一层湿气，像谁把一锅没熬开的汤端到了城里，倒也不倒干净，就这么悬着。人走在路上，衣服贴在背上，连骂人都懒得张嘴。

但城外不一样，城外在挖。

从吴淞口往里，一路是土。沙袋一袋一袋往上码，木桩一排一排往下打，铁丝网拉得像蜘蛛发了疯。有人说这是防御工事，有人说这是给上海套了个壳，还有人说这是给钱找了个去处。

反正每天都在干活。

干活就要吃饭，吃饭就要交钱。

交钱的理由也越来越讲究——从“炉灶税”到“工事协助费”，名字换了，钱没少。

南京路那三万册小蓝书还没发完，新一批已经印出来了。封面换了，字更大，纸更厚，看起来更像一本正经的东西。

城里的人慢慢学会了一件事：话要说，但要换个说法。

于是有人站在弄堂口，摇着蒲扇，说：“这几年好啊，路都修直了。”

旁边的人接一句：“是啊，钱也走得更直了。”

两个人都笑，笑完各自回屋。风就是这么起来的。它不大，但哪儿都有。

从上海吹到苏州，从苏州吹到南京，再从南京绕一圈，居然还吹回上海。外头的人开始议论，说上海在搞新花样——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说看不懂。

看不懂的人最多。

九月中旬，大队长来了。

不是大张旗鼓那种来，是说来就来了。前一天晚上南京还在开会，第二天人已经在火车上。消息比他慢半拍，等上海这边知道的时候，人已经下了车。

李宇轩是第二个知道的。

第一个是戴笠。

戴笠没打电话，他亲自过来，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校长来了。”

李宇轩当时正在看账，不是看钱，是看“名目”。

他最近迷上了这个东西。钱多少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写得好，一块钱能像十块。写不好，十块钱看着像偷的。

听见这句话，他把笔放下，问了一句：“哪？”

“站台。”

“带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