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安没有回实验室。

他拐进了三楼最里面那间男厕所，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把马桶盖放下来，坐了上去。

双手撑在膝盖上，十根手指交叉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走廊里隔着两道门传来的声音模糊不清，但他能分辨出有人在兴奋地喊“第二批七个人也全清除了”。

医疗舱、癌症、治愈。

这几个词扎进他太阳穴里，一下比一下深。

他闭上眼，三年前那个夏天的画面涌上来，挡都挡不住。

工地上的人打电话来，声音急促又含混：“你爸从八楼掉下来了，你赶紧来。”

他记得那时自己骑着那辆链条生锈的自行车，从学校往医院冲。

七月的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轮胎碾过去能感觉到地面在粘鞋底。

骑了多久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医院的时候T恤湿得在滴水。

急诊室走廊里全是石灰和水泥的味道。

他妈跪在门口，哭得快要背过气去。

后来的事情，他宁愿自己从没经历过。

包工头先是拍着胸脯说赔十五万，“咱们都是实在人，你放心”。

拖了三个月，变成了八万。最后到手的，连六万都不到。

二十一岁的汪泽安抱着那沓皱巴巴的现金，站在出租屋里，盯着墙上他爸生前贴的那张“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工地标语，笑了。

笑完就哭了。

料理完后事不到半年，他妈查出了肝癌。

手术费掏空了家底。

每个月的靶向药费用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他往里扔钱，窟窿就大一圈，再扔，再大一圈。

他拼命接外包、做兼职、跑众筹平台，好几个月每天只睡三个小时，黑眼圈重得同学以为他在吸别的东西。

撑了一年多，银行卡余额见底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他妈的CT报告上那些阴影面积越来越大。

直到那天。

渡边明浩出现在他租的那间八平米的隔断房里。

西装革履，笑容温和，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像一个来探望晚辈的远房长辈。

他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椅上坐下来的时候，连裤线都没皱，显得儒雅又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