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瞬间她不像个在派对上被所有人围着的杜邦家的女儿，倒像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正准备说出一句她想了很久的话的女学生。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再征询他人意见了，人生这点责任，自己负。”

玻璃外面，乐队换了曲子，萨克斯退下去，钢琴接上来，叮咚两声，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敲了一下水面。

陆深把杯子放回桌上。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

“伊芙琳。”

“我不是什么好人。”

他等着看她的反应...他见过太多种反应了。

有人会紧张，有人会追问，有人会说‘我不在乎’，而说我不在乎的那些人，通常最在乎。

伊芙琳的反应是:她笑了。

她像是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笑得往后靠进藤椅里，一只手按着额头，肩膀一抖一抖。

她笑到眼角都湿了，才慢慢地把手放下来。

然后她的笑声停住了，重新坐正，双手放回膝上，脸上那点笑纹一条一条地退下去，退成一张陆深从没见过的脸....

“四乙基铅。”她说，

“含铅汽油。

世纪级的公共灾难。

我们知道它有毒，我们从二十年代就知道，实验室里死过人，工人发疯了，从窗户跳出去。

我们开了记者会，我们请了专家，我们说那是‘操作不当’。

然后我们卖了六十年。”

陆深没有动。

“劳工镇压，反工会。”

伊芙琳的声音很稳，像在念一份她背了很多遍的东西，

“三十年代，我们雇过侦探，雇过打手，雇过在工厂里记名字的人。

名单上的人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伊芙琳呼吸急促了些许，

“欧洲那四年，我们卖了四十亿磅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