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会议没有再讨论谁该承担责任。

陈昭年接过主持工作，开始逐项确认新标准的执行时间。

现场专家提出了四十多个问题。

随机抽测是否允许导师旁听。

转诊患者如何追踪结果。

学员接诊量是否按医院等级区分。

病历修改是否会被视作记录不规范。

患者拒绝复诊时，应该如何认定带教闭环。

陈昭年没有急着给出统一答案。

他让工作人员把每个问题投在屏幕上，当场分类。

能明确的立即确定，涉及医疗安全的一律从严，存在地区差异的则限期调研。

“病历允许修改，但必须保留修改痕迹。”

“患者拒绝复诊，可以记录三次有效联系与风险告知，不得伪造治愈结果。”

“导师不得在抽测现场提示学员，但患者出现危险时，任何人都有权立即终止测评并参与处置。”

“转诊不是失分项，错误留诊才是。”

这些规定一条条形成会议纪要。

过去那些用来包装成果的模糊空间，被逐步压缩。

有人试探着询问论文数量是否还有最低要求。

陈昭年看向对方。

“没有。”

那名负责人愣了一下。

“一个片区一篇都没有，也可以通过总评？”

“学员临床能力合格，带教执行到位，为什么不能？”

“可这毕竟是全国试点。”

“全国试点不是论文竞赛。”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