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口袋里装着八百四十块钱。

这些钱够刘平奎吃一个星期的药，够她还掉欠药店的账，够她给刘平奎买一条鱼、两斤橘子。

但她知道，这些钱不够下个星期的药费，不够下下个星期的，不够下个月的。

刘平奎的病不会在一个星期内好转，他的药费只会越来越贵，而她能挣的钱，已经到了极限。

她一天接三四个客人，身体已经开始吃不消了。

下面总是火辣辣地疼，小腹坠胀，腰酸得直不起来。她去镇卫生院找周医生开了点药，周医生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注意卫生”。

注意卫生。

韦红霞觉得这四个字很好笑。她怎么注意卫生？

她每天要面对不同的男人，有的戴套，有的不戴，有的喝醉了酒，折腾起来没完没了，有的完事后连洗都不洗，翻身就睡。

她能怎么办？她只能在每个客人走后，用矿泉水冲洗一下，然后迎接下一个。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韦红霞白天在家照顾刘平奎，晚上出去接客，下午还要抽空带新找的女人去澡堂子。她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不敢停下来，怕一停下来就会散架。

刘平奎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他开始出现腹水，肚子鼓得像怀孕五六个月的孕妇，双腿也肿了起来，肿得发亮，用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

韦红霞每天帮他按摩腿，按得手都酸了，肿还是消不下去。

医生说这是肝硬化的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用利尿剂和白蛋白。

韦红霞问要多少钱，医生说先准备五千。

五千块。

韦红霞手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不到一千块。她把刘平奎托付给赵大彪照看，自己去找周五金。

“借我四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