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王芳把回访结果整理好放在了沈北川桌上。

厚一沓纸。

沈北川翻开第一页就皱了眉头。

“三百多个家庭，有困难的超过一百二十家？”

程砚秋站在旁边，脸色也不好看。

“这还是有人接电话的。有二十几户压根联系不上，电话停机了或者号码换了找不到人。”

沈北川一页一页往下翻。

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四十七户。

因为英烈身份长期未确认导致几十年拿不到抚恤的，十二户。

孩子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九户。

军嫂身体出了问题没钱看病的，十五户。

经济极度困难的，三十一户。

每一行字后面都是王芳的补充备注。有的写着“老人独居无子女在身边，最近一次被看望是半年前”。有的写着“家属表示从未收到任何关怀或补贴”。有的写着“通话中哭泣无法继续，约下次再联系”。

沈北川翻到第三十页的时候把纸放下了。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

程砚秋说：“怎么办？”

沈北川坐直了身子：“先把最紧急的十个案例提出来。我找陆征帮忙协调。”

“十个里面选哪十个？”

“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优先。独居老人、重病无医的、可能面临辍学的孩子。”

程砚秋马上坐下来开始筛选。她和王芳两个人对着清单逐条核实紧急程度，用了一下午时间圈出了十个最紧迫的。

第一个案例。

沈北川看着上面的信息嘴角绷紧了。

“周德富，八十七岁，英烈周志强的父亲。独居在贵州安顺市某村。双目近乎失明，腿脚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儿子1987年牺牲，老伴2015年去世后独居至今。最近一次被人看望是半年前村干部例行巡查。”

沈北川把这张纸抽出来放在最上面。

程砚秋看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