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不认为你在意裙子本身。我在意的是你。反对你的人已经够多了。礼服的改动会得罪一批本来可以争取的老派贵族——那些人是枢密院的中坚，是上议院的中立票，是军队的旧部。为了束腰的尺寸惹怒他们，不值得。”

“你觉得这只是束腰的尺寸？”

利奥波德又沉默了片刻，走到她身边，把手轻轻按在她肩上。“我知道这不是尺寸。可别人看到的，就是尺寸。你不值得为这个在登基前树敌。”

她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反驳。可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值得？那些被钢铁束腰勒到昏厥的舞会、被挤压到难产的产床、那个从少女时期就要忍受肋骨被勒到变形的未来，在她眼里，每一寸都值得。

又过了一天，私人秘书递上一封信。

信是莫尔顿裁缝铺的老裁缝写的。他叫莫尔顿，为王室服务了四十年，缝制过三代君主的加冕礼服。

措辞极其谦卑，说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为新王再缝一件传世之作，“恳请陛下按传统规格赐予我这个荣幸”。

信的末尾附了一行小字——愿将此次加冕礼服的全部工费捐给陛下的慈善基金，“以示对新王的敬意”。

夏洛特把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这封信写得极有分寸——不直接反对，不正面冲撞。但“传统规格”那几个字，已把全部立场表达得明明白白。更厉害的是那一行小字。

她用慈善基金争取民众支持的事，如今全伦敦都知道。

莫尔顿主动提出捐出工费，既给了她一个台阶下，也把自己摆在了道德高地上——如果他捐了钱，她怎么好意思不让他缝这条裙子。

夏洛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味更重了些。

她没有生气。

这些年走过来，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改变一个人穿什么，比改变一个国家怎么被统治，更难。因为前者，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有资格插嘴。

她把那封信收进抽屉，铺开一张新纸，开始给玛丽写信。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不是抱怨，是安排。

她需要人帮她计算，这一战，怎么打。

玛丽是在午后的密道里被领进白金汉宫的。

这一次没有走正门，没有穿过那些金碧辉煌的走廊，也没有让那些站在廊柱下、耳朵永远竖着的侍从们看见。

夏洛特的私人秘书领着她们绕过几条窄窄的楼梯，推开一扇不显眼的门，里面是一间不大不小的会客厅。

窗帘拉着，桌上已经摆好了茶具，烛台点起了几支蜡烛——不是那种正式的会见，倒更像是战前最后一次参谋会议。

来的人不多。赫歇尔子爵伊丽莎白已经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份刚从上议院抄来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