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伯爵在座位上坐了许久，他的同僚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反对方的通道，他却仍然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在膝上，像是在按住什么即将挣脱的东西。

他忽然站起来，朝赞成方走去。他的同僚们转过头看着他，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他没有回头。

这是她在这间大厅里第二次看到托利党如此分裂。

上一次，是多年前天主教解放法案表决的时候。

那一次，老派托利党人咒骂那些投赞成票的同僚是叛徒，温和派则说这是时代的要求，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

那一次，温和派赢了。但至少，那一次托利党还勉强维持着一个整体的骨架。而这一次，裂痕比上一次更深、更宽，更不可能弥合。

那些在疫情中仓皇逃往乡间的贵族们丢下的，不只是他们在议席上的尊严，还有整个托利党赖以生存了近一个世纪的东西——对乡绅和贵族的信任，对传统秩序的维护，对那些世世代代投他们票的选民们的承诺。

如今那些中产阶级选民正在成群结队地转向辉格党，像一条改道的河流，一去不返。

查尔斯·格雷伯爵坐在上议院前排的席位上，他的手指搭在扶手上，姿态从容得像是已经等了这一刻很久很久。

唱票结束，书记官将最终结果呈递上去，数字被高声念出。

赞成方超过反对方。法案通过了。格雷伯爵靠在椅背上，嘴角终于浮现出一丝志得意满的笑容。

辉格党主政的最后一道障碍，已经被抹除。

下一次换届，他们就能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从而组阁。

不是靠阴谋，不是靠交易，是靠托利党自己把脸面丢在了伦敦的马路上，而他，只是弯腰把它捡了起来。

消息传到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时，玛丽正坐在书房里看报纸的希腊板块。报纸说，希腊局势已经安稳了不少。

她又看了看报纸上关于辉格党改革法案通过的新闻，心里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她铺开信纸，给远在朗博恩的父母和在富勒姆女校当老师的凯蒂写信。

她在信中说，希腊局势已经平稳，地中海的风光正好，问他们想不想夏日里去地中海游玩一番。

她说，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出国旅行的经历呢。

信送到朗博恩时，班纳特太太正坐在客厅里绣一条手帕。她把信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手帕搁在膝上，嘴微微张开，眉头皱着，像是听到了一个让她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希腊？那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看。”

班纳特先生从报纸后面探出半个头，他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眼睛从镜框上方望向妻子。

“希腊过去是罗马的一部分。那些神庙，那些石柱，比我们整个英国的历史还要长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