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方芳把她带到一间办公室门口。

“这是你的办公室。”方芳推开门。

房间不大，大约十五平米，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一台电脑。窗户朝南，阳光正好照在桌面上，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桌上放着一盆小小的绿植——是一盆多肉，叶片肥厚，颜色翠绿。

“这是科室同事给你准备的，欢迎礼物。”方芳指了指那盆多肉，“大家都挺期待你来的。”

苏晚看着那盆多肉，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谢谢。”

“那你先收拾收拾，熟悉一下系统。十点钟有个科室晨会，到时候你跟大家正式见个面。”方芳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苏晚把包放在桌上，在椅子上坐下来。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手背上，暖洋洋的。她低头看着桌面，光滑的木质桌面，没有任何划痕和污渍。书架是空的，电脑是崭新的，连鼠标垫都是刚拆封的。

一切都是新的。

她从包里拿出自己的笔筒、马克杯和几本专业书，一件一件地放在桌上。笔筒放在右上角，马克杯放在左边，书放在书架最上层。东西很少，但这个空间很快就有了属于她的气息。

放书的时候，一本书的夹页里掉出一张纸片。苏晚弯腰捡起来，是一张电影票根，时间印着三年前的一个日期。她看着那个日期，愣了一下——那是她和陆司晨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那是一部医学题材的纪录片，看完之后两个人还在停车场讨论了一个小时，争论片子里那台手术的处理方式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还能这样聊天。聊手术，聊病例，聊医学前沿，聊到深夜都不觉得累。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的对话变成了“今天值班”“不回来吃了”“嗯”“好”。那些曾经说不完的话，像水流进了沙子，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了，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苏晚把票根夹回书里，把书放进了书架最角落的位置。

她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那盆多肉上，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另一个画面——仁济办公室窗台上那盆枯死的绿萝。

那盆绿萝是陆司晨搬来的。三年前，她刚升副主任医师，搬进那间朝北的办公室。他说“这办公室太阴了，放点绿植好”，第二天就端来了一盆绿萝，叶片翠绿，藤蔓已经垂下来一小截。她当时觉得他真的很细心，连这种小事都替她想到了。

后来日子忙起来，她没时间管那盆绿萝。陆司晨也忙，两个人都忘了给它浇水。它慢慢地黄了，蔫了，叶子一片一片地掉，最后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藤蔓和一两片苟延残喘的绿叶。

她离职那天，没有带走它。

后来陆司晨发消息说，他把那盆绿萝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浇了水，好像缓过来了。

她不知道那条消息是想表达什么——是想说他在乎她留下的东西，还是想说有些东西只要愿意挽救，就不会死？

她不想知道。

有些东西枯了就是枯了，就算重新浇水，长出来的也不是原来那盆了。

十点整，苏晚去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