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班同学中，他的年龄偏大，个子却始终排在全班倒数第一。

加上与生俱来的“地主羔子”成分，他始终胆小自卑。

除了下课上厕所以外，他基本不出教室，生怕被人欺负。

没事的时候，他便独自坐着看书或画画。

他画得很用心，无人指点，全靠自悟。

后来村里有人评价说：“小海这孩子，画啥像啥，很有天赋。”

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仍实行公社化行政体制，所有农村百姓都被称为公社社员。

人民公社之下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下设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

对社员的劳动计酬方式，是按照每个人的贡献大小发放工分。

不是每月结账，而是凭工分多少领取自家的口粮，到年底再参与年终分红。

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减轻父母的负担，杨新海一到周末放学便下地割草，或者给生产队放牛。

割的草直接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室换工分，放牛则可以直接记工分。

在村民眼里，小海懂事、勤快、老实，是个好孩子。

他每天默默去上学，放学再悄悄回来。

回到家里也不跟别的小孩打闹，就自己一个人玩，要么看书，要么画画，从不与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

案件侦破后，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告诉记者：“杨新海小的时候，连只鸡都不敢杀。我们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9年。

那时，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各自成家。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小海看到母亲独自坐在院子里哭泣。

他心头一紧，预感到出了大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到母亲身边，用疑惑而无助的眼神望着她。

母亲一把将他抱进怀里，放声痛哭：“小海啊，你爹喝了农药，他要寻死！”

小海大惊，赶紧追问怎么回事。

母亲告诉他：下午的时候，你哥家的小孩到生产队掐了一朵油菜花，被领导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