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瀚生站起身，拉开旁边的凳子，请佐藤健次郎坐下来，还亲自给他倒了杯茶。

“同志，你们在樱花辛苦了。”

佐藤健次郎把茶杯捧在手心，眼睛有些酸涩。

虹方在樱花的处境实在太难了。

他掏出一个橘子，递给陈翰生吃。陈翰生接过来剥好，又分给佐藤健次郎。

“我们的人，这些年，死的死，抓的抓。”佐藤健次郎声音沙哑，“自从治安维持法颁布以来，日虹就被打成非法。

特高课在全国各地布下了天罗地网，工厂里有眼线，学校里有密探，茶馆里都可能全是宪兵队的便衣。”

听着他的讲述，陈翰生也长叹一口气。

佐藤健次郎继续说：“但这不算什么，比这更难的，是我们帮的那些人不一定领情。

普通国民被报纸和广播灌输了太多仇视虹方的宣传，把我们当成卖国贼。

我们散发反战传单，他们捡起来交给特高课。

我们劝工人罢工，抗议物价上涨，工头转身就把我们供出去。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像在敌后作战一样艰难。”

陈瀚生听到这里，微微皱了一下眉，但没有插话。

佐藤健次郎继续说下去，声音渐渐有了些波动。

“但我的父亲，高桥义雄，他在巢鸭监狱里给我写过一封信。

信里说，不要为失败而羞愧，要为每一次微小的抵抗感到骄傲。

他说，他在监狱里遇到过一个从满洲回来的宪兵。

那个宪兵告诉他，在满洲的冰天雪地里，有一群人，没有粮食、没有药品、甚至没有足够的子弹，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

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密林里行军，脚趾冻掉了就用破布裹着继续走。

伤员没有麻药，咬着木棍让军医锯掉感染的大腿。

他们的士兵，子弹打光了就抱着炸药包滚进敌人的履带下面。

宪兵对父亲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流泪，他只是觉得，那些人在用一种他永远无法理解的方式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