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宴靠在椅背上，将这份信息和自己那天在茶楼里见到的王过放在一起重新过了一遍。

他想起了初次见面时王过进门时那个迅速扫视全场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话时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想起了他提到“三十年前从一匹绢布起家”时语气里那份稀松平常。

一个二十岁就被家族除名的人，带着一个被改过的姓氏，从零开始，在商海中沉浮了三十年，从一匹绢布做到了如今名下的二十余座城池。哪怕有世家的原因，让他比一些平常的商人能够多两分薄面，但是已被除族，能够打拼成如此，也很是值得敬佩了。

当天下午，他又让人把姚崇叫来了。姚崇进门时见他面色如常，心里大约猜到了几分，落座之后没有等沈清宴发问，便主动开口：“陛下看了那份密档了？”

他一直在等陛下的传召，只是陛下就是陛下，从看过那份密档，到接触王过如此长的时间，才传召他，

“看了。”沈清宴端起茶盏，语气平淡，“你之前说的‘身份有些特别’，原来是指这个。”

姚崇微微颔首：“臣当时不便说得太透，便留了个话头。陛下既然已经看到了，臣便多说几句。王过此人，臣与他相识是在十几年前。那时臣在同州任上，有一年西市出了桩大案子——一伙外地来的商贩在西市被人设局骗光了货款，告到府衙，但骗他们的人背后有当地一个颇有权势的豪族撑腰，府衙不敢接这案子。王过当时已经是西市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出面担保那伙商贩的诉讼费用，又亲自奔走了半个月找证人、搜集契据，最终把案子捅到了京兆尹那里，逼得那个豪族不得不认赔了事。”

“臣当时听了这件事便觉得此人不同寻常。一个商贾，不缺银子，不欠人情，为什么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商贩费这么大的劲？后来臣寻了个机会与他面谈，问他为何做此事。他说了一句让臣记到现在的话——‘我小时候在族中读书，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族里把我除名了，那些道理我没忘。’”

沈清宴端着茶盏的手微微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但心里那些关于王过的印象正在被重新组织——被除名的崔氏子弟、一匹绢布起家的商贾、十几年前自掏腰包设粥棚赈灾的义商、肯为陌生商贩奔走半个月讨公道的怪人。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渐渐勾画出一个更完整的轮廓。

“陛下，”姚崇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臣说这些不是要替王过博同情，也不是要替他辩解什么出身的问题。臣只是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些东西，是朝堂上那些出身清贵、一路顺风顺水的官员们没有的。他吃过亏、被人贬低过、也从最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所以他懂民间疾苦、懂商贾艰难、懂那些被官场排除在外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沈清宴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朕明白你的意思。他那些经历，恰恰是他最值钱的地方。”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至于他原姓崔还是姓王——朕用的是一个通晓钱粮、精于实务的人，不是用一个清河崔氏的牌子。”

姚崇听他这么说，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随即又压了回去，躬身道：“陛下能如此想，臣就放心了。”

两人又商议了一会儿关于商税试点的具体选点事宜，姚崇建议从长安西市周边的几个京畿县开始试点，因为这些地方商业活动最密集、商贾最集中、数据也最齐全。沈清宴同意了，又嘱咐他在试点的前期一定要做好宣传，让商贾们知道这套制度不是为了“抽他们的血”，而是为了让天下的商路走得更顺畅、更公平。

三天后，沈清宴在宫城一处僻静的偏殿里再次见了王过。这次不是茶楼，而是在宫中一处不常启用的偏殿，地方不大但清静，没有宫人往来打扰。王过依旧穿着那身半旧的灰色麻布袍，进门时目光迅速扫了一圈，和上次一样。但这一次他多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高力士——大约是认出了这个面白无须、姿态沉稳的中年男子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他的目光在高力士身上停留了一瞬便移开了。

沈清宴没有像上次那样隔着桌子对坐，而是让王过坐到了旁边的一张矮榻上，自己也在对面的矮榻上坐下来，中间隔着一张小案，案上摆着两杯茶和几碟干果。这个坐法比正式会面要随意一些，更像是“两个人坐下来慢慢聊”的姿态。

王过落了座，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没有急着开口。

沈清宴也没有催他。两人沉默了几息，沈清宴先开的口：“朕看了户部近三年的商税账目，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长安西市附近的几个县，明明商贸活动非常活跃，但官府征到的商税却常年没有变化，每年就那么几个数字，波动极小。朕起初觉得这是好事，说明稳定。后来看了细节才发现，不是稳定，是经办官吏每年都照抄去年的底册，根本不管实际的交易量有没有变化。”

王过端着茶盏的手微微紧了一下，随即放下茶盏，语气带着一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意味：“陛下说的这个现象，老朽在商场上见过无数回了。地方上的关津税卡，往往由同一批胥吏世世代代地守着，他们收多少、记多少，全凭自己的老底册，多收了便中饱私囊，少收了便报个‘今岁贸易不兴’搪塞上去。朝廷派下来的巡查官员不熟悉商贾之事，看不懂账目里的门道，走马观花转一圈便走了，什么也查不出来。”

沈清宴点了点头：“所以朕在想，要让商税制度真正生效，首先要有能看懂账目、能查出猫腻的人。但朝中没有这样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