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法反驳。数字是他们自己统计的，听证会是他们自己开的，照片是他们自己登过的。

顾谦跟林建说：“我写了三十年小说，头一回写东西不用编。爽得很。”

林建说：“那你多写点。写这个比写小说挣钱。”

老顾愣了。

“这书在国外的版税，”林建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单据，“电影厂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顾摇头。

“意味着笔杆子也能创汇。”林建把单据放下，“工厂、油田在挣外汇，你们的笔也能。以后谁再说文化人不生产，你把这个甩给他。”

这话传到文化口，传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风向彻底变了。

《灯塔下的阴影》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一路放过去，票房和评论两头都赢。

伦敦的报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南美有个国家的首都，大学生游行时用西班牙语唱《妈妈的信》，唱的整条街都是。老罗听说后，头一个问题是：“他们唱跑调了没有？”

翻译说：“跑了。跑的还挺厉害。”

老罗急了：“那不行！我把谱子改成简谱，让他们照着唱！”

苏曼拦他：“老罗，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传出去了，就不归作曲家了。”

老罗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调也是唱。比没人唱强。”

南美一家老电影院的放映员记了一笔账，说这片子放了二十九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是穷人，散场的时候没人说话，都低着头走。

有个老人看完“情报机构策划政变”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没动。放映员去问他，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这一段，我们这儿就演过。”

东京的影院门口排长队。记者拦住一个刚散场的年轻人问感想。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我们离他们太近了。”

什么意思，亚洲人都懂。

龙国自己家里也放。公社的放映队扛着机器下乡，露天挂银幕，男女老少搬着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里头，星条国的警察拿高压水枪冲游行的人。看到这儿，人群里有个老大爷“啧”了一声：“这水枪，比咱们村浇地的高压泵还冲。”

旁边人笑。笑着笑着，都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