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说：“紧张就对了。不紧张，说明你不在乎。你在乎，才会紧张。”

孙局长把签字台摆在了新华街的十字路口——一张木桌，铺着红布，桌上放着文件夹和签字笔。

静静走过去，坐下来，翻开文件夹，在改造协议上签了字。她没有用毛笔，用的是普通签字笔，黑墨水，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写完了，合上文件夹，站起来，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把系着红绸的大锤。

锤头是新的，亮闪闪的，在阳光下泛着光。她走到新华街最旧的那面墙前面，抡起锤子，砸了下去。

哐的一声，墙皮掉下来一大块，露出里面的红砖。砖是实心的，烧得很结实，几十年的风雨没有把它打垮。

但新东西总要取代旧东西，不是因为它不好，是因为它该休息了。旧砖完成了它的使命，新砖准备好了。

人群里爆发出掌声。有人喊了一声“好！”

然后掌声更响了。

静静把锤子递给杨威，杨威接过来，在墙上又砸了一下，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墙皮一块一块地掉下来，露出越来越多的红砖。新华街的改造，从这一锤开始了。

国际访客是一周后到的。一架私人飞机降落在省城机场，机上下来十几个人，有商人、有记者、有学者，还有几个挂着相机的摄影师。

他们都是冲着军垦城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冲着军垦城的大飞机来的。

飞机造出来了，他们想看造飞机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一个从法国来的记者在省城机场租了一辆车，一路开过来，越开越觉得不对劲。

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戈壁滩越来越宽，天越来越低。他在心里嘀咕：

这种地方也能造出大飞机？

但车开进军垦城的时候，他愣住了。

沿着城郊的新华路，他看到了一排新装的路灯。灯杆八棱形，银白色，顶端有传感器，在阳光下泛着光。

路边的老房子外面搭着脚手架，工人在给外墙加装保温层，暖黄色的涂料刚刷了一半，一半黄一半灰，像一件正在换新衣的人。

他在路边停下车，拿着相机下来拍了几张照。一个路过的老人走过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问他：

“小伙子，你拍什么呢？”

法国记者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拍你们城市。很好看。”

老人笑了。“好看？以前不好看。现在好看了。以后更好看。”

法国记者拍完了路灯，又拍脚手架上的工人，又拍路边的智能垃圾回收站，又拍一个蹲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

他拍了很多，最后拍了一棵老杏树——一棵长在路边的杏树，树干很粗，枝丫伸得很远，花苞已经裂开了，露出粉白色的花瓣。

一个工人走到他旁边，看了一眼他的相机屏幕：“你拍它干什么？”

法国记者说：“好看。”

工人笑了。“这棵树比我岁数大。它在这里站了几十年了。它看着这条路从土路变成水泥路，从水泥路变成柏油路。现在又要变，变成什么样子，它还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