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文转达得很委婉，就是他以前代理过的案子，让他趁这次上面来检查的机会让当事人把情况反映一下。

郑柏松一开始是拒绝的。他知道这事的性质，一旦被查实是律师参与组织上访，执业证肯定保不住。

徐兆文没逼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你那个律所的年度考核马上就要到了，今年评优的事我帮你看看。”

这话是带着糖的，郑柏松听懂了。

徐兆文又许诺，事成之后，律协明年有个副会长名额，可以推荐他。

郑柏松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接了。

他原原本本交代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按照计划，他先以“重新回访当事人”为名接触柯兴国，通过柯兴民把人带到市里，教柯兴国怎么向检查组反映问题。

他们设计的方案极其精巧，不是抱着材料去敲暗访组的门，而是在暗访组下榻的宾馆大堂里演一出戏。

“宾馆大堂？”办案人员问。

郑柏松解释说，等暗访组的人出现在大堂的时候，就让柯兴国在大堂里拦住郑柏松，苦苦哀求他帮忙打官司。

柯兴国不用说得太明白，只要让在场的人听出“土地”“补偿”“签了字又反悔”这几个关键词就够了。

郑柏松则表现得很为难、很克制，甚至几次想走。

这个场面要看起来完全自然。

一个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个被缠得不耐烦的律师，在酒店大堂偶遇。

暗访组的人只要从旁边经过，就会看见、听见一部分信息。

他们一定会好奇，一定会过来问。

这一问，事情就成了一半。

办案人员追问：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去找检查组反映？

郑柏松说，直接找太刻意了。

检查组的警惕性很高，如果柯兴国直接递材料，他们第一反应会是“这个人是不是被人安排的”。

但如果让他们“偶然撞见”，他们反而会相信这是真实情况。

而且柯兴国不用自己去找检查组，是检查组主动来问他，性质就从“主动告状”变成了“被动接受询问”。

将来追查起来，他们谁也说不清检查组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办案人员把郑柏松的口供记录下来之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和章端之间，有没有形成书面记录？”

郑柏松说没有，从头到尾都是口头交代。

就算是通话，章端也是用陌生号码，应该不是他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