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注意到后排那个坐得笔挺、面容冷峻的年轻人。

他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没有任何波澜的水。

这三天，陈军没有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

他感觉有点愧对安然。

结婚这么久，他在家的日子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不是在外面执行任务，就是在去执行任务的路上。偶尔回来一趟，也是匆匆忙忙，待不了两天又走了。

上个月她过生日，他连电话都没能打一个，手机在任务期间一直是关机状态。等任务结束开机，短信和未接来电提醒涌进来几十条，唯独没有安然的。

她不打电话，是因为知道他关机。

她不发短信，是因为不想让他在任务中分心。

她总是这样。

安然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句都没有。

但正是因为她不抱怨，陈军才更觉得愧疚。

那些“等忙完这段就好了”的话，他说了无数次，自己都快不信了。

而且这一次，他在国外那些事——安妮的“盗走DNA”风波，厄南枝那个看自己眼神越来越不对的女博士——他还不敢说。

不是不想坦白，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差点被一个穿黑丝的女秘书盗走了DNA，还有一个女博士昏倒在我怀里”——

这话怎么说？怎么开口？

陈军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望着远处万家灯火的夜景，沉默了很久。

手指在窗框上轻轻敲了两下，又停了。

三天后，一切准备就绪。

陈军与老范开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划。

表面上，他们回国述职、休整、参加发布会，一切如常，该吃的饭吃了，该见的人见了，该开的会开了，没有任何人起疑。

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地是欧陆波澜。

机票是老范提前订的，转了两趟航班，中途在另一个城市停了四个小时，换了登机牌，过了两次安检，路线绕得像是故意在甩掉什么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