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内存控制器直接挂在CPU的环形总线上，相当于砍掉了中间商。”

“性能提升了大概百分之三十五，功耗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余天成摊开双手。

“这个设计很聪明。”

欧德宁说，语气里带着某种专业人士之间的认可。

“我们英特尔在桌面端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但移动端还没铺开。你们走在了前面。”

这句话从英特尔CEO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房间里又一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余天成和欧德宁之间来回移动。

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期间的话题从芯片架构跳到操作系统生态。

从量子计算的投资回报率跳到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从华尔街对科技公司的估值模型跳到中国市场的监管环境。

每一个人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每一个人都在试探对手的虚实。

十一点左右，菲尔普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各位，我听了两个小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他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你们所有人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让机器更像人。更聪明，更主动，更理解人类的需求。但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目标本身，是好的吗？”

没有人立刻回答。

“我不是在反科技。”

菲尔普斯补充道，重新戴上眼镜。

“我是经济学家，我知道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但我也知道，每一次大的技术变革都会带来阵痛。”

个人电脑让很多人失业了，互联网让很多传统零售业倒闭了，而你们现在要做的东西——智能手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