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缓缓走近潘季驯。

在将这位河臣召至身前以来，皇帝第一次握住了潘季驯的双手。

在潘季驯动容的神色中，皇帝几乎一字一顿：「潘卿，朕分离运道，从来不是为了敲打某某，制衡某某，实一心为公，只愿河清海晏。」

「今后邳州以上的黄河之事，不再受运道所扰，卿岂不可以安心河事？」

「也只有如此，运河的归运河，黄河的归黄河，才能令出一门！」

治理黄河是历代治国兴邦的大事，青史上有关河渠、沟恤、五行、地理志等的记载中，有关黄河的典籍之多，数不胜数，冠绝天下大河。

但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千年以降，从未能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灾害问题。

其中生产力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尤其起著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明一代，黄河决溢泛滥，自始至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

重音不发在「思想指导」，在于「统一」二字一并不是没有治河的思路，反而是因为思路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形成一致。

一方面来说，负责人的变动，过于频繁。

河道总理一职于正德十一年设置，短短六十余年里，便有三十余人担任此职。

万历年以前，担任河道总理任期长一点的像翁大立，还能干个两个年；短一点的像戴时宗、胡瓒宗这些河道总理，往往只干了十个月，连个堤坝的工期都不够，就卷铺盖走人了。

每一位治河专家都有自己的治河思想，一种方略在短时间内还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即被放弃，如此频繁的更替，有司的工作自然也很难开展。

另一方面，即便是河道总理，也无法在治理黄河一事上一言而决。

万历元年以后，中枢对大臣任期进行了改制，要求三年一考，任期未满前不轻易调动，才出现了潘季驯在河道总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六七年的奇观。

但即便如此，朝廷内部依旧有前任河道总理傅希挚、工部尚书朱衡、乃至科道言官，不断提出自己的方略，厚此薄彼，争执不休。

各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著治理黄河统一思想的形成，大大影响了治河的成效。

这是著手大治黄河前，必须直视的路线之争。

同样，也是今日海口会议，必须解决的问题。

话说到这个地步，朱翊钧已无再多言语，只正色问道：「黄河之事稍后定论，无论如何，朕都交予卿来操办。」

「潘卿，还敢于任事么？还能于任事么！？」

潘季驯被皇帝抓住双手，飘飘然只觉双脚离地，他咬紧牙关，震声喊道：「必不负陛下重托！」

不过他仍不忘初心，死死握住皇帝的手：「陛下既然高屋建瓴，胸有成竹，大策安出？」

皇帝既然支持他的合流说，显然不是蠢货，但有时候就怕聪明人灵机一动。

潘季驯理解皇帝的一片苦心是一回事，从技术角度确认皇帝的想法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