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行字，喉咙发紧，一个字也答不出。

当晚，我收拾行李。没告诉任何人，只给校长发了条短信：“事假延长，暂不返校。”

我买了最早一班回县里的绿皮火车票。车厢老旧，风扇嗡嗡作响，窗外山峦起伏，麦田由青转黄，由黄变金。我靠在窗边，看阳光一寸寸漫过田野，像熔化的金子缓缓流淌。手机震动，是阿砚发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到了？”

我盯着那两个字，许久，回：“快了。”

他没再发。

火车停靠小镇站时，天已擦黑。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站台，暮色温柔，空气里浮动着炊烟与麦香混合的气息。一辆沾着泥点的三轮车静静停在路边，车斗里铺着干净的麻布，阿砚坐在驾驶座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工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他看见我，没笑，只轻轻按了下喇叭——短促、清亮，像小时候唤我放学的那声哨。

我走过去，把行李箱放进车斗。他伸手，想帮我提，我下意识躲开。他手停在半空，顿了顿，收回，发动车子。引擎低吼，三轮车晃晃悠悠驶上土路。

晚风拂面，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我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树影、田埂、零星的灯火，忽然开口：“阿砚，你恨我吗？”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很稳，目光直视前方：“恨？晚晚，土里埋过种子，也埋过死人。可春天来了，它照样长麦子。”

我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滴在手背上，温热。

他家老屋还在，只是屋顶换了新瓦，院墙刷了淡青色的漆。院角那棵老槐树愈发粗壮，枝干虬结，荫蔽半院。他领我进西厢房——那是我从前最爱去的地方，他父亲的书房。如今书架还在，只是书换了一批：《中国小麦品种志》《生态农业实践指南》《乡土建筑保护图录》……最上面一层，却整齐码着一摞我教过的学生的作文本，封皮上贴着标签：“林老师班，2015届”“2017届”“2022届”……

我指尖抚过那些熟悉的名字，心口发烫。

“你留着？”

“嗯。每次读，都觉得你在讲台上，眼睛亮得像麦芒上的露水。”他倒了杯温水放在我手边，杯壁凝着细密水珠，“晚晚，你教他们写‘土地’，我教麦子扎根。咱们都在教，只是课堂不一样。”

那一夜，我睡在西厢房。床是旧的，但褥子暄软，枕套带着阳光晒过的洁净气味。窗外虫鸣如织，远处偶有犬吠，一声声，踏实而悠长。我很久没睡得这样沉。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熟悉的、极细微的“噼啪”声唤醒。

推开窗，晨光熹微，东坡那片麦田在薄雾中起伏，如凝固的金色海浪。阿砚就在田埂上，背对着我，微微俯身，正用手掌轻轻拂过一株麦穗。他动作很轻，像在触碰初生的婴孩。

我披衣出门，赤脚踩在微凉的露水里，走向他。

他听见脚步声，没回头，只伸出手——掌心向上，摊开。

我迟疑片刻，将手放上去。

他的手宽厚、粗糙，指腹带着常年握锄柄、翻书页、揉麦穗留下的薄茧，温热而有力。我的手纤细、柔软，指甲修剪得圆润，腕骨伶仃。两只手交叠在晨光里，一只沾着新泥，一只带着粉笔灰的余味。

“听。”他说。

我屏息。

风起了。

麦浪翻涌，沙沙声如潮汐涨落。可就在这宏大的背景音里，我清晰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