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乐沉声说道：“招投标是谁主导的？”

“省交通厅。”

江一鸣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年招标的负责人是现任副厅长刘于华。据云岭州方面反映，中标方是一家体量不大的民营建筑公司，却压过一众老牌建筑公司，拿下了针山大桥的标段。施工期间，云岭州交通局多次提出质量疑虑，但都被省厅以'工期紧、顾大局'为由压了下来。验收环节更是走过场，签字的人现在已经被云岭州控制，目前仍在审讯中，只是什么都不肯说。”

杜家乐沉默了片刻，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片刻后，他语气平缓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这件事，不能只停留在云岭州层面。你刚才提到，刘于华是当年项目的主导者，那省交通厅就必须成为调查的重点。我会要求由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组建调查组，对针山大桥从立项到竣工的全链条进行穿透式审查。钱花了、桥塌了、人死了，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我同意书记的提议。”

江一鸣立刻表态，说道：“这件事牵涉面可能很广，背后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利益链条。如果不能彻底查清，类似的事故还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杜家乐微微颔首，目光移向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什么更为深远的东西。

过了片刻，他才将视线收回，落在江一鸣脸上：“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出了事才去追责，那样代价太大了。必须把预防机制建立起来，让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一鸣，你有没有思考过，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出现？”

江一鸣略作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才缓缓说道：“书记，我觉得还是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河道、山林，看似有部门在管，实则谁都管、谁都不彻底管。水利局管河道，但管不了上游的盗伐；林业局管山林，但管不了泥沙下泄对下游桥梁的冲击；交通局管路桥，但管不了河道两岸的生态变化。各部门各管一摊、各守一段，缺乏一个统筹全局、贯穿始终的责任主体。这就好比一条河流，上游的人在拼命挖土，下游的人在修桥补路，中间没人串联，等到灾难降临，才发现问题早就埋下了，只是没人把线头串起来。”

他说到这里，语速渐渐加快，眼神里透出一种光芒：“杜书记，这次事故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能不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湖长制和林长制？”

河湖长制和林长制此时还没有问世，而他之前就跟水利局和林业局的负责人讨论和点拨过，但他们没有这个悟性，也没有这个魄力去推动。

所以，他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并根据思路写了初步的方案，只是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推动这件事。

如今杜家乐主动提起，他便顺势将心中的构想和盘托出。

杜家乐眸光一闪，身体微微向后靠了靠：“看来你心里早有蓝图，继续说说。”

“所谓河湖长制，就是以各级党政领导为主体，分级分段设立河长、湖长，让他们成为辖区内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的第一责任人。河长不仅要管水质、管水量，还要管上下游的生态安全，管河道两岸的开发行为，管防汛设施的维护状态。一旦出了问题，首先追责的就是河长。这样就能把过去条块分割、责任模糊的管理格局，扭转为属地统管、责任到人的新格局。”

江一鸣越说越流畅，这些话已经在脑海里盘旋了许久：“林长制的思路与之类似。以各级林长为主体，对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实行网格化管理。林长不仅要管林木采伐是不是合法，还要管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水土保持。如此一来，像林勇超那样利用合法采伐证掩护、实际大肆盗伐的行为，就再也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每一片林子都有明确的责任人，出了问题，谁也推不掉。”

“杜书记，我们常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针山大桥垮塌的教训已经足够惨痛，如果不能借此机会在制度层面堵住漏洞，那十七位死难者的命，就白丢了。”

杜家乐久久没有言语。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省政府大院外鳞次栉比的高楼，目光深邃如远山。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转过身来，语气里多了一层沉重的分量：“一鸣，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既有深思熟虑的远见，又有切中时弊的锐气。我相信这一机制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被动局面。你尽快把方案细化，形成正式文件，要写清楚制度框架、责任划分、考核机制和追责办法，内容务求具体、可操作，不能流于形式。一周之内拿给我看。我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如果人手不够，随时可以调度政研室的人员。”

他刚才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思索江一鸣提出的思路是否可行，顺着江一鸣的思路去推演，他觉得这个制度设计确实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的权责不清问题。

如果能够顺利推行，那么不仅针山大桥的悲剧不会重演，全省范围内的生态安全也将得到根本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