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的顾彬回到波恩大学，立刻在他担任编辑的《龙舟》杂志中写下对《里斯本丸号》的评论。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这一批中国作家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对社会没有深刻的认知，在语言技能上也很匮乏，这些作家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好手，取得一些名气，但是放在更长久的历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为了快速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大量中国作家读的是‘中译本’——他们阅读翻译过后的外文名著来学习，遗憾的是，这些翻译过后的译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错误，简直是译者的个人再创作……最终造成了一种诞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圈的怪象，他们实质上学了一种‘本土自发的舶来品’，和原版本差别很大。”

这种事情有多抽象呢？

就像是十九世纪，欧洲人来中国传教。本以为传的是基督教，信的是耶稣，却没想到整个南中国入了太平天国的坑，认为洪秀全也是上帝的孩子，圣城除了耶路撒冷，还有南方的金陵。

中国版本的太平天国教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和西方传教士辩驳得有来有回——顾彬觉得，当代的一些中国小说似乎就有些这样的“异味”，是一种怪异的衍生物。

此时，顾彬不禁想起他为什么会关注到余切。

因为余切的文化水平很高，他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人，既不是仰慕也不是贬低，而是像一个西方人一样，对那些最底层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神话故事，他都很了解。

而这些恰好是真正构成西方人的文化因素。

顾彬在《龙舟》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70年代，我来内地的语言学校进修，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古代汉语，一种是他们当时的工农兵语言，因此，我到现在仍然称呼自己为‘老顾’，称呼别人为xx同志！”

“现在不兴讲同志这个词了，我就称呼别人为老什么，小什么；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字，取得不好，我没有给人说过。我和当代的中国作家聊天，发觉有一些人既不称呼我是顾同志，也不说我是‘老顾’、‘小顾’，当然也不会用文言文和我说话！我自然很失望！”

“我感到他们的文化断代了，他们既不会写汉语，也不会写外语。”

顾彬这篇评论发表后，在德国所在的评论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波恩大学的教职工最先看到这一评论，只见到顾彬在其中不吝赞美之词，而且还有一些东方人的含蓄。

当他谈到“余切为何不一样”时，他从侧面写道：

“余切是那种可以既能叫我‘老顾’、‘顾同志’，也能在德国准确的称呼我为WolfgangKubin（沃尔夫冈·顾彬）的人。”

钱忠书看到了这一篇文章。

他羡慕嫉妒恨：“这个顾彬何许人也，我没怎么听说过他，口气却很大。照他说来，全中国没有几个会写小说的人了。”

余切当然知道这个顾彬。

之前余切拿了福门托奖，顾彬是写了评论词的。而且顾彬以后会更加出名，直到成为海外最有名的汉学专家之一。

“这个顾彬我晓得，他是七十年代去内地留学的。他主要喜欢古汉语，喜欢工农兵语——他认为是劳动阶级的朴实语言。但他主要是喜欢古汉语，他这个人相当的厚古薄今。”

“可是，你的《里斯本丸号》也并没有用文言文来写啊？他不是胡搅蛮缠吗？”

“大概是因为我写的这些英国笑话。他是德国人，当然喜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