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吸引而来的年轻作家，也会感到彷徨，这不利于拉美作家联盟的延续。

如果劝略萨回心转意呢？

略萨能不能意识到，他这个人志大才疏，除了写小说之外只能搞骨科，任何政治性的东西他都沾不得？

余切长叹一声。

为什么略萨不能像马尔克斯一样，好好的搞骨科？偏偏要以为自己真能从政？

虽然余切仍然身在鼓楼大街，他的心思已经飞到了大洋外。现在任何因素都要被他考虑到。

1月4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大礼堂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作家一起赶到京城。这是一趟文学盛会，现场第一次有电视录播，有海外记者媒体，一些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领导出现在前排，和他们熟知的作家拉家常。

一个略胖的中年人和瘦削的中山装男子站在一起。他们是从陕北来的路垚和刘道与。

过去两个月，刘道与深度考察了陕北，当地艰苦的条件震撼了他。更为震撼的是，在这种条件下，仍有许多孩子把书读的很好。

《背起爸爸去上学》是当地人尽皆知的故事，在一处农村学校，两人甚至看到了国外教授金介甫留下来的题字。

翻烂了的课本，生了冻疮的手，充满希望的眼睛————

刘道与从一个「高校教育派」迅速变成了「基础教育普及派」。

「余老师真是小县城出来的？」路垚感慨道。

他看向人群中心的余切，情不自禁的说：「我们村里当机枪兵的都没有余老师壮，他看上去像电视里的那种美籍华人，家里很有钱，到我们那里来了，要最大的领导来接待他————」

刘道与作为前江大校长，这些场面见得很多了。他说：「我们先去拜访余切，然后再分发小说，另外，你不要再说美籍华人这些个屁话，余切不喜欢。」

现场有些混乱。

《第二个太阳》的作者刘白宇在现场被人怀疑「小说俗套」，写的跟样板戏一样，仍然遵循「三突出」原则。

这种落后的写法，在《潜伏》面前简直是败的体无完肤。

一名来自《京城晚报》的记者当场问刘白宇：「你既是评委，又是运动员，你到底知羞不知羞？」

刘白宇只能尴尬的笑了笑。然后当场宣布，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现象。

评委的玛拉沁夫本来有个作品《茫茫的草原》参选，因为「回避」制度，选择自己撤下作品。有位内蒙赶来的记者说「我把我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您这一部作品，但它却没有出现在提名当中」，玛拉沁夫后悔不已，伤心的大哭起来。

受到最多偏爱的还是余切。

余切也做了刘白宇一样的事情，既要还要，结果读者和文艺评论家对他是双标的，现场没有人觉得他这么做不妥。

余切已经到了，当他参加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这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福利」。只要他出现在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大奖分给他。

《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价值，还没有被读者普遍认可。但《潜伏》不一样。

在国内的文艺评论家中，专精于「长文」评论的并不多，只有社科院文学所的蔡葵，军文艺的韩瑞亭，以及在鲁迅文学院工作的何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