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韩国财阀逆练《计划体制》，打算造出一个计划和市场结合的企业怪物。

凡是余切反对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凡是余切强调什么，他们就通过权钱交易不允许政府进行限制。于是，《计划体制》在韩国被奉为大企业者的屠龙术只要倒著看，它比任何书籍都更为有用。

更为难绷的是，在和韩国经济部官员会晤的时候，一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握住弗里德曼的手，问的却是另一个人余切，「您见过余先生是吗？他真人是不是像电视上那样高大？」

「我没见过余切，不过，我即将和他有一场访谈。」

中年人叹道：「如果能见到他，请和他说，余」这个姓起源于庆尚南道的宜宁郡，其历史可追溯到九百年前，是一个贵族性————说不定他祖上也曾是韩国人呢。」

弗里德曼被这种鬼话逗得当场大笑，哪里来的野狗？到处乱喊乱叫？没有主人的东西然后才得知，此人是现任韩国大统领。

他尴尬的收回笑，对此人道歉。

在日本更不用说，这里到处是余主义分子，就连首相也是。

更不要说那个平成之鬼，三重野康。「余」在日本是天王巨星一样的存在，他超越了学术和作品，简直是一种文化现象！反叛、理性、开放、保守、放荡、坚毅————任何人都能从余的书里面找到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情节，相信余切为他们站台。

哪怕他们之间的立场，截然相反。

「这里简直是疯狂了！」弗里德曼说。

罗丝评价道：「这就像是你预言到大通胀一样，但这里不同的是，他甚至把金融危机精确到了哪一个市场，和哪一个时间段。」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我始终想不通他如何预料到的。」弗里德曼感慨道。「从结果上来说，这确实是二十世纪后期，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经济预言。」

两星期后，再度回到内地时，罗丝开始有些紧张了，「在亚洲，余比我们想像中还要受欢迎得多！」

「是的，他一直在亚洲都很受欢迎，我们是知道的。只是再确认了一次。」

罗丝摇头道，「我意思是，我们和他进行辩论，是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为何不呢？他越是有名，事情才越是有趣。」弗里德曼信心满满。

随即，访谈便在水木大学大礼堂举行。

这是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历史上，曾有诸多文豪在这里留下故事。自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把这种教堂和中华元素相结合的建筑设计出来后，它便一直是水木大学的文艺活动中心。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做演讲，学生们激动的大喊：「泰戈尔！泰戈尔！泰戈尔！」

直到目送他落座还欢声不歇。

又过了几年，大礼堂里来了个对戏剧极有热情的小哥。排了一出《娜拉》，是那挪威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编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都对男扮女装演娜拉的小伙子喊著：「小宝贝，小宝贝！」

这个「小宝贝」就是万家宝，笔名曹禺，写出《雷雨》的剧作家。

如今过去半个世纪，又一个文豪踏入到这里，虽然并非是水木大学出来的学者，但这里的学生对余切格外热情，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