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是否像你们说的那样，具备极大的影响力？」

科尔奈理解这种问题。这是出自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些学生深刻接触了美国社会，所以才不敢相信有人可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因此，科尔奈解释说，「你们出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经济学家。我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要再讲一遍。我把研究者的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顺应潮流，根据现有大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另一种是他这样，从无到有，平地起高楼。」

可惜，现场的学生只有少部分人露出喜悦的神情。大部分人仍然一脸茫然。

他们还不清楚，余切是立下了何等的雄心壮志。

现场立刻有学生问他：「只有这两类人吗？第三世界国家还有许多人是做的是翻译工作，也就是把相关知识引入到本国来，这难道不也是研究者？他们没有数据，缺乏实践————本国也支撑不了他们的研究。」

科尔奈摇头，并伸出胳膊平放在自己的胸口处，道：「在我这样的人的眼光中，我想那些人可以是翻译者甚至是教育者，但谈不上研究者一他们甚至没有结合本国提出新的东西来。」

文章在国内也有较大反应。

这是因为90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流行起「改革」的相关辩论。一种观点认为，眼下的关键是加速私有化，彻底消灭掉国有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得私有部门从下到上发展起来。

这两种观点之间爆发了很多次争辩。随著苏东阵营的剧变，天平越来越往前一个观点倾斜，正在拼命自救的老大哥自己就是持有观点一：如果私有化的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新。

戈式坚定的认为，内地搞的是小打小闹，他的《新思维》甚至被翻译到内地，颇有一些人为他说话。

弗里德曼认为余切必定纳头便拜，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种争论早已经结束了，没人打得了这种逆风局，余切也不行。

1991年，余切刚过完新年。他通过电子邮件和朔伊布勒定期联系，约定以东德为蓝本写学术论文，支持科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改革。

作为回报，朔伊布勒将一些可分享的即时数据交给余切。社院前去德国访问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余切带来文件给他，这些资料换算成纸质文档足有半个房间那么大，因而余切的工作量极大。

朔伊布勒在邮件中抱怨：「前东德政府隐瞒了东德的经济数据，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好，我有证据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系统性的进行了统计上的造假。」

「这不是你一开始就能想到的吗？」余切回复道。

「是这样，但我们付出的经济代价，要比我们想像中的还要大。你知道吗？

团结税现在高得可怕，却还不够用！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统计，我们不再信任过去他们政府的工作。」

是啊！但这就是余切要联系朔伊布勒的原因。

朔伊布勒有核心数据。

《新资本论》在另一个时空出自法国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花了大量时间对比德国统一后，东西德之间的经济变化，并认为东德地区的价值低估和高储蓄率，实际上承担了德国蓄水池的作用，这块地方让德国人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相对稳健。

而且，德国企业不光是归股东所有，还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这种公私混营的所有制最终表现出比欧洲其他国家大得多的韧性。

因为私人资本出现亏损，就卖了公司跑路，而产业工人愿意集体降薪，保住自己的饭碗。

皮凯蒂的作品写于新世纪，而余切现在写来，则像是在为本届科尔政府辩护他宏伟的「东部大开发计划」和「团结税」，并非只作用于东德，而是受益于每一个德国人。

德国的转变确实让自由市场派干分尴尬。一些人形容德国正在成为「欧洲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