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的目光，如同历经岁月磨洗的青铜古剑，沉稳而锐利，此刻正落在将闾的身上。

自他假死之前，身为大秦始皇帝，他的目光、精力与期望，几乎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长子扶苏一人之身。

扶苏仁厚，敏而好学，是他心中帝国未来理想的守成之君人选。

他为扶苏延请最好的老师，让扶苏参与朝议，接触政务，不遗余力地培养。

然而，即便优秀如扶苏，在追求极致的嬴政看来，仍有诸多不是。

扶苏过于仁弱，易被儒生浮议所惑，缺乏帝王应有的决断力。

扶苏尚且如此，其他那些或因年幼，或因关注不够的皇子皇女们，在嬴政昔日的视野里，就更像是殿宇廊柱旁的模糊影子，未能真正进入他作为帝王的考量范畴。

可方才，将闾那番回答却精准地抓住了“焚书坑儒”事件在嬴政本人心中最核心的政治逻辑。

对于威胁帝国思想统一与政治稳定的因素，必须施以雷霆手段，彻底清除，无需纠结于世俗的仁义评判。

这种近乎本能的维护秦法，以及对中央集权绝对权威的认同，让嬴政心中微微一动。

他忽然意识到，在自己未曾过多关注的角落里，或许还有其他子女也是很优秀的。

嬴政收敛了眼中瞬间划过的复杂思绪，恢复了“赵先生”授课时的平静表情。

他看向将闾，声音平缓：

“将闾，你既知焚书，那么，依你所知，两年前，始皇帝诏令，具体都烧了些什么书？”

将闾闻声再次起身，身姿挺拔，显然对这段历史颇为熟悉，他朗声回答，条理清晰：“回先生，依据朝廷明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他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那段著名的诏令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