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傅是萧挞里的亲族，他到了都亭北驿后，头一件事便是遣人打听高丽国使团的动向。

至于夏国使团则是最后到的，正使嵬名聿正，副使靳允中、吴宗，嵬名聿正是夏国权贵，其本人却是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话的，他此番出使，名义上是贺正旦，实则是来试探大宋对夏国的态度......青盐之禁至今未松，横山沿边摩擦不断，李谅祚虽然亲征了一次，却没打出什么名堂，反倒暴露了夏国内部青盐积压、诸部怨声载道的窘境。

至此，各国使团齐聚开封，都亭驿五百多间房屋被住得满满当当，驿丞忙得脚不沾地，鸿胪寺、合门司、礼部的官员更是跟著连轴转。

而因为人手实在不够，所以礼部甚至从馆阁里开始借人了。

其中就包括苏轼。

苏轼在嘉祐四年末守丧期满后，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返回开封，因为他们中进士后授官时间实在是太迟，好位置早都被人占了，所以授予的官职他们都不太满意。

因此，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开始备考制科考试，那一年陆北顾在京城的怀远驿与他们见了一面。

当年苏轼的成绩被评为第三等，因著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的缘故，所以含金量非常高，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今年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在通过学士院的考试后，任直史馆。

考虑到馆阁里的皆是清贵学士，且谈吐、学识都不凡，所以基本都被借调过来充当「权引伴使」这种临时差委了。

苏轼就负责作为「权引伴使」，一对一接待夏国副使吴宗。

吴宗此人是夏国的汉官，祖上本是延州人，庆历年间投了夏国，如今在夏国做到中书舍人，已经出使大宋好几次了......此人比作为正使的党项贵族还要倨傲，前几次来朝，每回都要在礼仪上争个短长，不是嫌馆舍简陋，便是嫌宴席规格不够。

而在吴宗一行人出门前往校场的时候，果然出了岔子。

吴宗身后足足带了数十名随行人员，有捧香炉的，有擎团扇的，有执旗幡的，浩浩荡荡，仪仗煊赫，甚至还带了一队鼓吹，笙箫唢呐俱全，只是尚未吹奏，大约是等著关键时再显排场。

苏轼身旁的吏员低声道：「学士，仪仗、鼓吹先不说，您看那吴宗腰间的鱼袋......按朝廷制度，外邦使臣入朝，佩鱼袋须经合门司特批，他这是先斩后奏，还是在试探？」

苏轼没有回答，只是目光在吴宗那枚银鱼袋上停了片刻，然后迈步迎上前去。

「敢问阁下是？」

见有宋国官员走过来，吴宗扬著脸问。

「大宋直史馆、权引伴使苏轼，奉朝命接待。」

苏轼干脆说道：「吴副使所佩之鱼袋于礼不合，还请摘下来。」

吴宗整了整衣袖，指著自己腰间的银鱼袋，语气里带著几分自矜：「外臣此来，乃代大夏国主贺大宋皇帝正旦，非寻常使臣可比。按我大夏礼制，使臣出使上国，当佩鱼袋、具仪仗，以示对上国之尊崇。」

这话说得客气，实则却硬得很。

苏轼问道：「敢问贵使一句，这鱼袋之制，源出何处？」

吴宗微微一怔，旋即笑道：「鱼袋之制，源出大唐。唐制，五品以上佩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外臣在大夏官居中书舍人，正五品，佩银鱼袋，正是依唐制而行。大宋承唐制，想必不会以为外臣僭越吧？」

这番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

吴宗不仅说明了鱼袋的来源，还把自己的官品与鱼袋的等级对应得清清楚楚，最后还顺手将了大宋一军......你们大宋不是自诩大唐的继承者吗？那我照唐制佩鱼袋，你们有什么理由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