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的标准，不是看他们背了多少书，而是看他们能不能用这些基础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实学和经义不同，从一开始，咱们就要落实到实」上，因为只有实用，才是实学选择的唯一标准————」

「通过选拔的学生，进入更高一级的学府。比如国子监，或者将来专门设立的实学书院再进行专业化的学习。

这个时候，才开始分科：擅长算学的，深入钻研算学；对农学有兴趣的，专攻农学；

动手能力强的，去学工程营造。」

「到了这个阶段，才算是真正的分科教育。而在基础阶段，所有的学科，都是混在一起学的。」

吴哗这个理念，其实并不难懂，可对于张邦昌等人，却犹如醒醐灌顶一般。不是古人蠢，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下，每个人对教育的理解是不同的。

伎术官制度的选择，对于张邦昌这些人而言，其实私底下也以为，无非就是找个工匠官员而已。

说白了，是古人对于科学的探索和求知，被制度压制住了。

虽然也有一些天才一般的人物，总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属于华夏人的科学巨著。

可对于科学本身，形成一个体系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帮助。

宋人对于伎术官的选拔，也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阶段，既然皇帝说需要一批什么人才。

那就专门培养这些人才好了。

这种培养，是培养技工的培养，这体现不出伎术官和老吏的差别。

如果只是做到这种程度的话，伎术官制度绝对不会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制度。

吴哗要的，不是工匠一般的伎术官，而是真正能将理工科当成一种知识传承，可以从理论上指导生产的学科。

一来，打破技术父子相承，秘不外宣的传统。

二来，也让实学，真真正正成为一门可以依靠的学科。

知识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交叉的。

而每个学科在一开始的时候，其中的知识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构建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知的世界观，将多种学科融合起来。

逐渐深入，等到发现自己在兼学这条路上走不下去了。

才去走一条自己喜欢，或者觉得需要深入研究的道路。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吴晔给他们的建议是，编撰一卷，或者一套教材，都一起教。

其中，经义，算学是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