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长安的第五天，林启换了身半旧的青布长衫，带着陈伍和两个同样换了便装的夜不收好手，在黄昏时分出了王府侧门。

没坐车，步行。

从皇城根往南，穿过两个坊市，景象就开始变了。大道两旁的高楼渐少，取而代之的是低矮密集的砖房和木板屋。空气里的煤烟味更重，还混杂着污水、垃圾和人群聚居的酸馊气。路灯变得稀疏昏暗，有些干脆坏了，只有店铺门缝里漏出点光。

“王爷，前头就是‘织工坊’。”陈伍低声道，指着远处一片黑压压的、如巨大怪兽匍匐的建筑群。那里是长安新城最大的纺织工业区，几十家大小工厂挨在一起，此刻正是晚班时间，厂房的窗户里透出昏黄跳动的煤气灯光，巨大的烟囱依旧喷吐着黑烟，机器轰鸣声像永远不会停歇的闷雷，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

林启没说话，加快脚步。他们绕过正门——那里有穿着制服的厂丁把守，转到后面一条堆满废料和煤渣的窄巷。巷子尽头有道不起眼的小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女人们疲惫的说话声和孩子的哭闹。

这是个女工宿舍的后门。陈伍上前，跟一个蹲在门口抽旱烟的老头耳语几句，塞了几个铜子。老头眯眼打量了林启几人一番，摆摆手，让开了道。

门后是个大杂院。院子被违章搭建的棚屋挤得只剩一条窄缝。污水横流，空气污浊。几十个女人正就着院里唯一一盏昏暗的油灯，蹲在地上洗衣服、补衣服，或者只是发呆。她们大多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手指粗糙变形。几个脏兮兮的孩子在污水边玩着石子。

“几位爷是……”一个看起来年纪稍大、像是管事的妇人警惕地站起身。

“报社的，来采访工人生活。”林启随口编了个身份，摸出几个银元递过去，“给孩子们买点吃的。”

妇人接过钱，掂了掂，脸色缓和了些，但还是挡在几个年轻女工身前：“有啥好访的？干活，吃饭，睡觉，就这三样。天不亮上工，半夜下工，一天干满六个时辰（十二小时），挣三十个铜子。病了没钱治，伤了自认倒霉。就这。”

“三十个铜子？不够一家吃用吧？”林启问。

“够个屁！”旁边一个正在补袜子的年轻女工突然抬头，声音尖利，“米价一天一个样，三十个铜子够买几斤糙米？还得交房租、水钱、灯油钱！我娘在乡下病了，我连抓药的钱都凑不齐！”她说着，眼圈红了。

管事妇人瞪了她一眼，叹口气：“小菊，少说两句。”转向林启，“这位先生，实不相瞒，三十个铜子是‘熟手’的价。生手、童工，一天就十几个铜子。可你不干，后头有的是人等着干。河南、山东、陕西，多少逃荒的、卖地的乡下人涌进来，只要有口饭吃，啥活都抢着干。”

“童工？多大？”林启声音沉了下去。

妇人没答，指了指院子角落。一个看起来最多七八岁、瘦得皮包骨的小女孩，正蹲在那里，用冻得通红的小手，就着冷水搓洗一堆明显比她人还高的脏工服。小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起皱。

林启拳头攥紧了。他记得，三年前离京时，他推动颁布过《工坊条令》，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规定每日工时不得超过八个时辰。现在看来，形同虚设。

“东家不管？”陈伍忍不住问。

“东家？”妇人嗤笑，“王老爷眼里只有纱锭和银元。工头说了，用童工便宜，手巧，好管。嫌累？嫌钱少？大门开着，随时可以滚。反正……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

就在这时，院子外传来尖锐的哨子声和粗鲁的吼叫：“上工了上工了！磨蹭什么！晚点扣工钱！”

院里的女人们像受惊的兔子，慌忙丢下手里的活，胡乱擦了把手，麻木地涌向院门。那小女童也吃力地端起大木盆，想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却一个踉跄，盆砸在地上，湿衣服散了一地。

“小蹄子！找死啊！”一个拎着短棍、满脸横肉的监工冲进来，不由分说，一棍子就抽在小女孩背上！

“啊！”小女孩惨叫一声，扑倒在地。

“住手！”林启厉喝，一步上前。

监工这才注意到院里多了几个陌生男人，打量一下林启的穿着普通长衫，又看看陈伍几人精悍的身形，气焰稍敛，但依旧横道：“你谁啊？少管闲事！这小贱货耽误了晾衣，工头怪罪下来，你担着？”

林启没理他，蹲下身扶起小女孩。孩子疼得浑身发抖，背上衣服破了，一道红肿的棍痕清晰可见。她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眼泪在脏兮兮的小脸上冲出两道白痕。

“她多大？”林启抬头，盯着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