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事和王掌柜仿佛没看见，或者说，看见了，但觉得理所当然。

林启转过身，不再看。他怕自己再看下去，会忍不住冲进去，把那些衣冠禽兽，连同那吃人的机器，一起砸个粉碎。

“去城外。”他声音冷得像冰。

第二天清晨，林启换了身更朴素的粗布衣服，和陈伍骑马出了长安城，往东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叫“杜曲”的镇子。

这里离长安不远，本该是繁华富庶的京畿之地。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林启心头更沉。

时值深秋，本该是麦苗青青、农人忙碌的时节。可许多田地里，却只有稀稀拉拉的枯草，或者干脆荒着。田间小道失修，水渠淤塞。偶尔看到的农人，也都是老弱妇孺，脸上刻着麻木和愁苦。

“老丈，借问一声，”林启下马，走向田埂边一个正在费力挥锄翻地的白发老农，“这地……怎么荒了这么多？”

老农直起腰，喘着粗气，看了看林启的穿着和气度，不像是寻常农夫，但也非官家人，便叹道：“客官是外地来的吧？这地……唉，种不起了。”

“种不起？京畿膏腴之地，为何种不起？”

“膏腴？”老农苦笑，用锄头点了点脚下的地，“地是好地。可赋税、摊派、水捐、保甲钱……名目多得数不清。粮价被城里那些大粮商压得死死的，辛辛苦苦打点粮食，卖了钱，还不够交税的。要是遇到天灾，或者家里有人生病……”

他摇摇头，指着远处一片明显荒废的院落：“瞧见没？那是老刘头的家。前年他儿子娶媳妇，借了镇上周老爷的印子钱（高利贷），说好三分利。结果去年秋潦，粮食歉收，还不上。利滚利，滚到今年，连本带利，把他家五亩水浇地全滚进去了！地没了，儿子媳妇进城做工去了，老刘头一口气没上来，死了。房子也塌了。”

“周老爷？”

“镇上的周乡绅，开当铺，放印子钱，还和人合股在城里开了什么……‘机器厂’？反正有钱有势。这些年，附近几个村子的好地，不少都‘卖’给他了。说是卖，其实……”老农压低声音，“不少都是被逼的。不卖？催债的天天上门，衙门也向着他们。”

“那您这地……”

“我这地？”老农看着自己开垦的一小片菜地，“这是我自家的祖田，就剩这二亩薄田了。儿子……也进城了，在码头上扛大包，说挣钱多。可去了半年，就捎回来一回钱，信也越来越少。听说在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工钱低，住的比猪圈还差。”

他抹了把浑浊的眼睛：“客官，您说，这世道是咋了？都说圣天子在位，王爷从海外带回来金山银山，长安城天天盖高楼，跑铁龙。可咱庄户人的日子，咋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地没了，人散了，村子空了……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田地，这安身立命的根本，咋就不要了呢？”

老人哽咽着，说不下去，只是佝偻着背，继续用那锈钝的锄头，一下一下，艰难地刨着板结的土地。像是在刨他自己的命根子，又像是在给这个时代，挖掘一座沉默的坟墓。

林启默默站着，秋风吹过荒芜的田野，卷起尘土，也带来远处长安城隐约的、代表着“进步”与“繁华”的机器轰鸣。

一边是吞噬血肉的钢铁巨兽，一边是哭泣荒芜的古老土地。

这就是他的大宋，他引以为傲的工业革命，阳光下最璀璨也最刺眼的另一面。

回城的路上，林启一言不发。陈伍和夜不收也面色凝重。

快到城门时，他们看到一队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流民，正被守城兵丁拦在门外盘查。人群中，有个穿着破旧道袍、眼神飘忽的中年人，正低声对几个青壮年说着什么，隐约听到“无生老母”、“真空家乡”、“换了天地”之类的词。

白莲教？林启心中一凛。这种秘密教门，历来是底层民众绝望时的精神鸦片和造反的火种。

“记下那个人。”林启对陈伍低语。

陈伍点头，示意一个夜不收跟上去。

回到王府，林启立刻沐浴更衣，换上亲王常服。然后，他派人紧急通知内阁全体成员、咨议局在京代表（商人、工匠、学者代表），一个时辰后，紫宸殿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