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秘密通讯网络，用于协调行动。

【层面四：青年动员】

渗透大学社团，扶持“学生权利委员会”“学术自由联盟”等组织。

利用新兴的互联网，建立“虚拟论坛”讨论敏感话题。

组织“文化交流夏令营”，实质进行政治洗脑。

【层面五：国际舆论联动】

一旦九黎内部出现抗议，立即启动全球媒体同步报道。

动员西方国家政府“表达关切”。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议案。

“关键是要制造一种叙事，”沃尔福威茨在行动部署会上强调，“那就是：九黎的经济成功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

“他们的体系是脆弱的，一旦人民觉醒，就会土崩瓦解。”

“就像我们对苏联做的那样？”有人问。

“不，要比对苏联更精细。”韦伯斯特说，“九黎的统治比苏联更聪明。”

“他们用发展满足物质需求，用民族叙事提供精神认同。”

“我们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对自我表达，个性自由，政治参与的需求。”

“当人们吃饱穿暖后，这些需求就会自然产生。”

……

1989年1月，新学期开始。

西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文涛，接到了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邀请函。

“尊敬的陈先生：鉴于您在‘转型社会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中的出色表现，诚邀您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国际青年学者交流计划’，全额资助包括……”

陈文涛心跳加速。

赴美留学，这是多少九黎学子的梦想。

虽然祖国发展迅速，但美国的学术光环依然耀眼。

他不知道的是，“福特基金会”的这个子项目，实际由中情局的“民主教育基金”注资。

项目筛选标准很明确：选择那些家庭背景普通，有一定学术潜力，对现状存在隐约不满的年轻人。

三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相遇。

课程设计精巧：

第一周：西方民主理论经典（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

第二周：公民社会与非暴力抗争（甘地，马丁·路德·金）

第三周：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如何利用媒体和网络）

第四周：转型社会的案例分析（波兰团结工会，捷克天鹅绒革命）

讲课的不是教授，而是“活动家”。

一群来自东欧的“民主运动人士”，美国的“民权律师”。

课余，安排“生活体验”：参观硅谷科技公司，展示“自由创新”工作氛围，参加家庭派对，体验“美式生活”，与“民主运动流亡人士”座谈。

对参与人进行潜移默化影响。

陈文涛在日记中写道：“在美国，一个普通学生可以公开批评总统而不用担心。”

“在我们这里，连在网上讨论政策都可能被约谈，这真的是发展需要牺牲自由吗？”

项目结束时，组织者“建议”：“你们回国后，可以成立学术自由促进小组，互相支持。”

“我们会在资金和信息上提供帮助。”

种子，埋下了。